曹軍慶：我只想記住那些面孔
寫作于我，最好能是一件永遠無法完成并且永遠都在進行著的事情。那樣的話，意味著我始終在書寫當中并且始終和我的書寫對象在一起。那是一種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妙時刻，人生難得有這種時刻。在我的思想和感官里面有我的文字，而在我的文字里面也有我的思想我的感官。當然還會有各種情緒，各種體驗。我們水乳交融彼此相依。這種時候，無論語言圖景還是人物，我?guī)缀踹€能保持最初的真實。但是書寫總有結(jié)束之時，手中的書稿也終有交出之時。每次交出書稿都是真正的遠離，我將和我的作品分開。一旦完成寫作，我所交出的書稿將不會是存留之書，很可能只是一部“消失之書”。事實通常都是這樣：所有的“消失之書”都不會突然消失，而是會像流沙般毫無察覺地慢慢消失掉。
這世上曾經(jīng)有過多少本消失之書啊，以及遺忘之書，難以計數(shù)。即便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或者還將繼續(xù)出現(xiàn)多少本消失之書啊，仍然難以計數(shù)。流沙，全是流沙而已。但這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短暫的書寫恐懼所能抹掉的記憶。
我將記住我在這本書里寫下的那些面孔，當我這樣想，我并沒有把握真能記住他們，甚至好像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曾經(jīng)朝夕相處，“我”中有他們，“他們”中有我。我緊握著他們的手已從我手中滑落。他們的面孔也會沉沒，如同沉船，如同墜機，如同地陷時突然被埋于地底的植物昆蟲或房屋基座。所謂像流沙般消失，很可能最先消失的就是那些面孔。我說過，我父親的衰老“是從他的眼睛開始的”，那么這本書的消失則肯定是從那些面孔開始的。但是我父親已經(jīng)去世，他逝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國慶節(jié)這天。雖然我非常希望他能看到我這本書面世，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一所強制戒毒所待了幾個月，陸陸續(xù)續(xù)進出差不多有一到兩年時間。我采訪了大量戒毒學員公安干警和學員家屬。那段時間我才明白，其實就在我們生活中間，或許就在我們身邊，還隱藏著另外的生活。我們稱之為邪惡的生活。我們不能因為沒看見，就當他們不存在。就像光線在黑暗中蟄伏，或者就像黑暗在光線中綻放。時間的銹水會把很多東西洗舊，洗白。生活只是一張底片，猶如窺視之鏡。就像被焚燒過，留下火焰的痕跡。膠質(zhì)的視覺感受覆蓋著灰燼，黑白錯置。不知道哪些線條來自現(xiàn)實，哪些來自夢境或另一個世界。沒有什么頓悟，沒有啟示，更沒有什么神跡。通天大道正是跟陷阱和深淵連在一起。走上什么道路或者得到什么結(jié)果，可能只是極其偶然的幸運。我長時間和他們交談，交談的時候我經(jīng)常走神。他們的語氣和神態(tài)能帶給我更多東西，我當然不是指道德懺悔或救贖意義上的東西。不是這些，事實上他們在為我建立另外的敘事邏輯。他們每個人關(guān)于自我的講述都是一場宏大敘事。個人敘事也有宏大的一面，它們在很多時候如出一轍。我相信適度的謊言跟編造比真實更重要，對他們是這樣，對我同樣如此。但是我對所謂謊言的甄別也未必可靠，我性格中有些多疑，多疑有時候會影響到我的直覺。因此你可以想象一下我采訪時的情景，一個多疑者在和戒毒者（即曾經(jīng)的吸毒者）交談：我們共同講述某些真相、虛構(gòu)某些謊言或者猜疑某些破綻。
交談?wù)弑３种醯墓仓\關(guān)系，或許我們都是在照搬生活。但是我終究還是要寫出這本書。這時候，我唯一能做的是牢牢盯住講述者的面孔。我以為無論他說什么不說什么，他的面孔不會欺騙我。有個故事這樣說，最初的照相術(shù)可以把人的魂魄攝入照片，并保存在底片里面。這個故事在很久之前就令我迷惑，它讓我對寫作曾經(jīng)抱持著永難抵達目標的好奇和期待。寫作也許在此意義上與最早的照相術(shù)確實存有相似之處。面孔或許才是打撈靈魂的入口，文字和影像都能恰如其分地由此進入或鑲嵌。去分解一張面孔，就像打開一只盒子，打開鐘表或某個頭蓋骨。
所以我采訪每一個人，寫出每一個故事之后，都要盡可能地保存一張這個人的底片。我不能帶相機，也不能帶手機，我只能以我的觀察為他們留下底片。并且我需要像最古老的照相術(shù)那樣，把他們的靈魂放在底片里面。這是一種很笨拙的方法，它使得我的采訪現(xiàn)場有時候就像是一場極其緊張的啞劇。我就像猜謎一樣，必須跑到對話之外去尋找某些并不存在的應(yīng)有之義。我需要延展某些東西，砍掉某些東西或者補齊某些東西。
如此說來，我還在采訪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了寫作。這本書的完成時間是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剛好是平安夜。次日我發(fā)了條微信朋友圈，我說全書在平安夜完工只是個巧合。我還說，在我的寫作生涯里，這本書是旁逸斜出的一個東西。也就是說，此書不在我有預謀的寫作計劃之列。之前我一直想寫一本東湖故事集，會見日的故事是自己橫插進來的。
我在這本書里共寫了二十個故事，二十個故事都與毒品有關(guān)。涉毒故事，戒毒所故事。我盡量讓每個故事都有完整性，有很好的獨立的完成度。放在一起又能構(gòu)成一個系列，一個迥別于外部世界的另一個世界。有些故事具有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性和生長性，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出現(xiàn)。故事因此自動增殖。而會見日不是唯一可用的書名，戒毒所故事集也可作備用書名。會見日是戒毒所的法定日子，每月十五號，戒毒者家人或朋友可以前來探視他們。像是盛大的節(jié)日，又像是鄉(xiāng)下集市里趕場的日子。我在這個日子見到很多人。許多戒毒者之外的故事，都是從會見日這天溢出來的。太多互動。太多的登場和退出。我發(fā)現(xiàn)，這個日子就像我正在寫作的這本書的一個開關(guān)，一個按鈕。舞臺的幕布。巨大的洞穴，在黑夜里的洞穴巖壁上，落滿烏云一樣黑壓壓的蝙蝠。這個日子我有時候會躲到外面去，我需要退讓。我閉上眼睛也能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稀疏的背影。我聽到雜沓的腳步聲，沒有面孔沒有身軀的腳步聲。那些面孔在火焰中破碎、融化。我把那些面孔想象成我正在書寫的文字，而把那些破布一樣沒有溫度正在冰冷焚燒的火焰想象成時間。時間之刃即是冰焰，與流沙別無二致。
交出書稿，拿到校樣了。我再次回望那些文字，企圖從中找尋我所書寫過的面孔和故事。但這是徒勞的，就像從水中撈出人臉那樣徒勞。書頁中只有痙攣的文字和五官，水紋往四處擴散。眼鏡架在鼻梁上，更多人沒戴眼鏡。沒戴眼鏡的面孔和戴著眼鏡的面孔同樣悲愴。嘴唇閉著或者張開。我看不出他們的年齡。年齡和時間可能是本書中不太重要的內(nèi)容，沒有什么是重要的。讓時間變得模糊恰恰是時間本身的原因，是它慣有的伎倆。一切只能無始無終。那些五官在文字的面孔上痙攣，在痙攣之前或之后假裝平靜。但是我認識他們，我在現(xiàn)實和虛構(gòu)之中老早就結(jié)識了他們。
此時，我仍然想記住他們，重新和他們交談。我的文字表面布滿了陷阱。就像我們腳下隱藏著地縫，誰也不知道它會在什么時候裂開。這幾乎就是書寫常識，書寫因此和現(xiàn)實一樣危險，也一樣不可信?，F(xiàn)實不可能簡單地區(qū)分為哪是謎面哪是謎底，如同因果永遠不會黑白分明，善惡也永遠不是非此即彼。當然還有生命跟死亡。謎之為謎正如人之為人，既是宗教哲學也是文學永難解開的謎團。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寫下他們，寫下一些生者和死者。罪人和非罪之人。他們在書中現(xiàn)在只是一些文字，一些符號。他們不再是面孔。為了描述他們，我有時候必須借用巴爾扎克式的記錄方式。有時候我又將現(xiàn)實想象成一場浩大的訴訟，如同沒有圍墻的法庭。在庭審之時，我努力于眾聲喧嘩中記下各種證言以及各種辯詞。那些聲音像水中的潛流相互沖撞。我也被沖撞，我的文字里像傷口那樣裂著潰口，我看到時代的身影從那些文字的潰口里逃逸而出。逃逸和溢出，像洪水時越過欄網(wǎng)的魚群。文字太不可靠，它里面的網(wǎng)洞和暗門比比皆是。我從來只相信文字變成文字之前的那種東西，正像我從來不相信歷史，只相信史前史一樣。
那么這些故事又有幾分可靠？他們依附于我所寫下的文字。我其實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說過，我的寫作在采訪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了。我采訪時的狀態(tài)也是我寫作時的狀態(tài)，我讓現(xiàn)實和虛構(gòu)混在一起。它們自有法則。書中也提到過，戒毒所坐落于城市郊區(qū)，對面是監(jiān)獄，旁邊是殯儀館。我并非要強調(diào)戒毒所的地理隱喻意義，只不過碰巧就在那個地方。戒毒所內(nèi)部的樓房有長長的內(nèi)走廊，就像醫(yī)院和學校那樣的走廊。有沉重的鐵門。我選擇在閱覽室里和戒毒者交談。閱覽室里擺滿了書籍，那些擺放在書架上的書籍也曾傾聽過我們的談話，我為此感到心安。這可能是另一重隱喻，書籍的隱喻比地理意義上的隱喻更和諧體貼。文字和書頁是見證我們交談的地方，也是我們將要抵達的地方。文學經(jīng)常講述失敗者和誤入歧途者的故事，被命運擊倒在地的人的故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可以歸于此類。文學也經(jīng)常講述哭泣、悲訴、哀怨、背叛、懺悔和求救的故事。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應(yīng)歸于此類。海明威說很多人被打倒，并沒有被打敗，他提供的書寫倫理也有隱喻意義。這樣的隱喻意義不是我要在文末強加一條尾巴，而是生命本身的韌性和力量。
寫完這本書沒過幾天，就進入到了二〇二〇年。新冠肺炎——一場席卷全球的疫情大爆發(fā)，在新年開端與這個世界迎面相撞。世界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此事一并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