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娟：災難文學的冷思考
2020年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別是藏文版《阿里 阿里》，長篇非虛構《巖蘭花開——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狀況調查》，長篇小說《紅雪蓮》。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無疑是個大年。寫作的孤獨，審核的繁瑣，終于畫上句號。心中異常清楚，這是我一個人的青春告別宴，菜肴是雪蓮，杯中是珠峰圣水。
疫情打破了原本的生活軌跡，在武漢封城的觀望中，糾結是否去往那里，積累素材寫點什么，反復斟酌，認為時機不夠成熟。便跟風一般，閱讀了《鼠疫》《失眠癥漫記》《復明癥漫記》《動物農(nóng)場》等，還用差不多兩個月時間讀完了《2666》。人類在劫難中的多舛命運及幽微光芒，共同提升了文本品相。
人類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災難史，《巖蘭花開》的后記也寫到了。我卻有愧于這個題材，使了牦牛的力氣，馱回一枚非金非銀的繡花針。當年“5·12”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的第五天，我只身前往震區(qū)，當了一名志愿者，震后第一個春節(jié)和周年之際，故地重返。十周年之后的2018年5月底，第四次入川，只待了27天。地震孤兒的調查，基本是第三者轉述給我的，按照正常采訪風格，應該和他們密切接觸，每個人相處兩三天。溫江康復中心也應該身臨其境，那里曾經(jīng)是眾多傷殘人員的家園。醫(yī)護人員、殘聯(lián)工作人員、政府官員，很難接觸到。聯(lián)系十個人，最終有一個人接受采訪就不錯了。有人非常干脆，直接甩一句：地震已經(jīng)翻篇，干嘛還要揭傷疤呢？
采訪受阻，食宿車馬費自己支付，我有些心灰意冷，偶爾會懷疑自己，這樣值得嗎？恰巧當時為了俗世間的一點利益，匆匆趕回西安?，F(xiàn)在想來，還是功利心太強，欲望太多，三間房子的椽子想搭建五間瓦房，自然捉襟見肘。假如再堅韌、堅持、決絕一點，坦坦蕩蕩，無所顧忌，不著急出版，或許呈現(xiàn)出來的文字才安妥我心，才對得起在苦難中掙扎的生命。
大災過后，心理創(chuàng)傷一般會持續(xù)二三十年，甚至代際傳遞，不是幾個心理學家，幾部文學作品能解決的。12年前的那場災難，眾多幸存者走出了陰霾，但有三個群體不容忽視，一類是地震孤兒，一類是知名的少年。長大后的孤兒，有的在寂寞中失聯(lián)。當年的“某某男孩”“某某少年”，因為種種原因，現(xiàn)狀并不如人所愿。第類，是震后寶寶。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們，千方百計再生育，對來之不易的震后寶寶萬般溺愛，多年以后，他們將怎樣進入社會？
書寫災難最終的目的，是想提醒后來者，面對災難該如何安放自己的身體和靈魂，以及該如何與自然相處，尊重萬物生靈，生命至上，減少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避免人為災害發(fā)生。面對當下全球性的疫情籠罩和各種矛盾，作家肯定要深入一線，有所擔當和作為，但熱點過后，反映罹難者的精神世界，關注幸存者生存狀況的書寫，更應該是作家和文學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