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執(zhí)浩：和解之道
新世紀初，我曾出版過一部名為《試圖與生活和解》的長篇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安亦靜的女子苦難而多舛的命運。在我的設想中，這部書試圖探討這樣一個主題：倘若一個人被命運逼到了死角，那么，他（她）究竟是該順應命運還是該絕地反抗？倘若反抗也是命中注定的一部分，那么，個人生活的自主性將何以體現(xiàn)？作為一個詩歌寫作者，我為什么會用選擇長篇小說這樣一種并不順手的形式來展現(xiàn)我對生活的思考，事后想來，一定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是我對自己早期的過于純粹圓潤的抒情已經深感不滿，需要在寫作中引進雜蕪、瑣碎，甚至是某種“半成品”，以滯澀之力來消解或延緩慣性寫作所造成的打滑的趨勢；二是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我正經歷著喪母之痛，那種源自肺腑的痛感觸發(fā)了我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如何在這充滿缺憾卻并無意義的人生中灌注生活的熱情和勇氣，是我當下必須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從這部小說開始，我的詩歌寫作主題果斷地切入到了日常生活里，從發(fā)掘生活的趣味入手，到發(fā)現(xiàn)生活內部所蘊藏的真實、美好與良善，這幾乎構成了這些年來我詩歌寫作的全部主旨，因為我已經確信，一定有這樣一臺類似于永動機一樣的東西安放在我們的情感區(qū)域，正是它源源不斷地向我們輸送著愛的動力，并一遍遍提升著我們愛的能力。
事實上，“日常生活”本身并不足以構成文學母題，真正能夠構成我們經久不衰的寫作資源的，是寫作者對待日常生活的態(tài)度，即那種能夠將混沌的日常耐心地加以梳理，讓我們的生活具備明晰來歷和去向的東西。這些東西超越了好壞、美丑和對錯，只與我們日趨沉重、空蒙的肉身發(fā)生關聯(lián)，并讓你在頻頻回顧中不停地產生出訝異感：居然是這樣？居然能夠這樣活！于是，“喚醒”和“復活”便成了近年來在我的作品中頻繁出現(xiàn)的兩個重要詞根。落實到具體的寫作現(xiàn)場，就是要窮盡一切可能讓詩歌語言由平面呆滯變得立體可感，讓作品變得有聲有色，聲即聲音，色即畫面。我曾寫過一篇題為《詩歌是一種聲音》的短文，在我看來，只有從“聲音”的角度入手，才有可能接近詩歌內部所蘊含的奧妙，譬如說，一個詩人與其他詩人的差異性，一首詩與另外一首詩之間的不同，這些異質都是由音色、音質、音序、音高等因素決定的。任何優(yōu)秀的詩人都自有其獨特的音調，而糟糕的寫作者總在跑調，或者永遠找不到調性。決定音調的關鍵在于，詩人對詞語的把握能力。我一直認為，寫作者在下筆之前，一定要養(yǎng)成掂量詞語輕重的習慣，因為很多詞語你認識它卻不一定能把握它，也就是說，當一個寫作者面對大腦中呼嘯而過的海量詞匯時，他應該審慎地加以甄別：哪些是我能夠拿為己用的，哪些是我根本就無力捕捉和應對的。由此可以區(qū)分出“青春寫作”和“成熟寫作”的不同特質，前者單憑勇氣和蠻力就能做到，而后者卻不行，后者更依賴于寫作者對自我的認知力，對現(xiàn)實的接受度，需要耐心，熱情，以及他長久以來積累起來的生活經驗和文學經驗。這些經驗說到底，依然是他面對生活的態(tài)度。
我傾向于使用那些與生活平起平坐的詞語來傳導我的情感，這些詞語因為時常與生活相抵牾、摩擦而產生了適度的熱量，可以讓我筆下的文字具有正常的人性體溫，可以見證我曾經這樣活過，曾經來過這里。這些明白、通曉甚至庸常的詞匯，經由我身心的反復擦拭，被賦予了別樣的光澤，看似簡單隨意，其實匠心獨具。
當我說“目擊成詩”的時候，實際上我在強調寫作者的精神穿透力，如何做到與周邊事物、物象達成共振，依賴于我們的胸襟是否開闊，感受力是否強大，能否在這個熟視無睹的世界里窺見出另外一番生活的面貌來，而這番面貌才是造就我們愿意以飛蛾赴火之力，與生活同歸于盡的源動力。這些潛藏在生活褶皺里的“小東西”，不會因為生活是個龐然大物而遁形，相反，它們會日復一日地疊加在一起，對我們的承受力和耐心形成嚴峻挑戰(zhàn)。而一旦這種緊張的對峙關系得以成立，詩性就會在不經意中顯現(xiàn)出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和解的力量會被彰顯放大，人性中的軟弱面也會隨之被釋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視文學為心靈的“示弱”，而非逞強斗狠。做到這一點并不難，如果你能讓保持長久的好奇心，去不厭其煩地觀看和傾聽，就能夠慢慢體味到造物主的苦心孤詣。
而當我說“脫口而出”的時候，其實我是在要求將自己始終擺放在“受迫者”的位置，去坦然接受齏粉的命運，發(fā)出最真實的感喟。無論是“主動生活，被動寫作”，還是“我想抒情，但生活強迫我敘事”，這些看似帶有自我申辯色彩的文學感悟，都緊緊圍繞著生活的難度而非寫作的難度來展開。于我而言，盡管在許多時候，這兩種難度相互交織并行不悖，但生活的難度顯然大于寫作的難度，因為一旦掌握并擁有了語言的技藝，如何體現(xiàn)生活的豐富性、變化性，以及那種近乎在灰燼中獲取溫暖的感受力，才是推動我寫作的最大動力?！霸姼鑱碜栽娙诵那槠届o時對于往昔情感的追思”，這是當年華茲華斯給出的定義，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對此做出回應。是的，在平靜中追思，在回望中獲得前瞻的力量，讓業(yè)已消淡的情感一遍遍死灰復燃，成為我正在經受生活的一部分，做到這點固然艱難，但總值得一試。
當一個人寫著寫著就進入到了知天命之年時，他應該明白，順應命運或許是獲取智慧的另外一種途徑。在我既有的人生觀中，沒有哪一種生活不能散發(fā)出詩意的色彩，或激發(fā)起詩意的光輝來，即便是像我那部小說的主人公安亦靜那樣慘烈的人生，活到盡頭，也有詩性自現(xiàn)。這是因為，生而為人總不免掙扎，而通過掙扎傳遞出來的情狀不僅真實，具體可感，而且充滿了生命的韌性和對生命本身的敬重感。所以，我一直在強調，真正好的詩歌并不是刻意“寫”出來的，雖然為了迎迓她的出現(xiàn)，你必須不斷地“寫”，甚至必須把“寫”這個動作本身當成是你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從事的正經事。真正的詩應該盡力撇清她與“寫”之間的關系，以一種主動現(xiàn)身的方式來澄清我們周遭生活的雜蕪和紊亂，達到近似于情景再現(xiàn)的效果，但又不止于情景再現(xiàn)，因為她每一次彌足珍貴的現(xiàn)身，都將修正我們既有的生活觀念。
而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個終日豎著耳朵聆聽“上帝的提示音”的詩人，要在噪聲紛呈、“連樓房都在尖叫”的時代，確保自己依然擁有正常的聽力，并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更多的人生活在幻聽幻象中而渾然不覺，更多的詩歌也已經背離了聲音的初衷，加入到了爭強斗狠之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個詩人究竟該怎樣開口說話？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表達過我的想法，大意是：時代越是喧囂，詩人越是應該輕言細語。當然，這只是一個姿態(tài)的問題，而核心問題在于，我們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輕言細語同樣充滿對人世的洞見。在我看來，保持與時代的疏離感和保持與生活的親近感，兩者之間并不矛盾，真實的矛盾在于，你一方面想走到時代的前列去，另一方面又想躲在生活的背后。這種首鼠兩端的尷尬撕裂了我們的寫作，使我們作品發(fā)出的聲音既怪異又驚悚。色厲內荏業(yè)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寫作的通病，而克服這種通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我們的肉身回到真實的生活現(xiàn)場，去無所保留地感受日常生活粗糲的磨損，以此重建我們與生活之間的友誼：不再是對生命意義粗暴的否定，也不再是對生活勉為其難的肯定，而是從這種友誼中獲得人之為人的良善和本心。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一點達成共識，我就會視你為我的同道，并將在終究會通往失敗的路上與你“撞身取暖”。
（本文選自《新五人詩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