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中憲：人的空間化與物的門外漢
二〇二〇年國慶節(jié)之后，我獲得了一種新的寫作語氣，如同一段刑期結(jié)束，我自由得無法無天，自信心也觸底反彈，我決定每天在公眾號上推送一篇千字小文，并立下字據(jù)曰：對城市生活內(nèi)核的又一次瘋狂試探。
這是一場拉練式的寫作極限運動，大概在第二篇文章的中后段我就找到了一種筋骨全被抻開的感覺，此后便越發(fā)膽大妄為。我刻意保持“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節(jié)奏，每天只想今天這一篇，明天的事情明天想。第二天一早，將醒未醒、元神將歸未歸的一刻，一個新的點子或標(biāo)題或開頭總會跳進我腦子，將我喚醒，天還未亮人還沒醒透，底氣可是光天化日明明白白：今天這篇，又有了。
我的想法是：絕不能讓寫作影響了生活，寫作絕不能快于、早于生活，如果我今天就構(gòu)思好了明天的寫作，我怕明早醒來，我會不知道如何過明天的生活，反過來就會影響我后天的寫作。寫作永遠是回憶式的，生活永遠大于、優(yōu)先于寫作。我這樣想不但是為了保護生活，也是為了保護寫作。
城市生活看似兩點一線，按部就班，空間定位到米，時間精確到秒，但當(dāng)無數(shù)這樣的人擠在一地聚眾生活時，便呈現(xiàn)出巨大的、近乎失控的流動性、隨機性，如同十個阿拉伯?dāng)?shù)字并不多，但彼此交叉，就變成無數(shù)密碼——城市文學(xué)是這密碼的破解者，如今我們大概只破解了兩位數(shù)，這座寫作的富礦還遠未被開發(fā)。站在高樓或人行天橋上，以作家或鳥的視角俯瞰，人們低頭趕路，靠導(dǎo)航而不是內(nèi)心的方位感行進、轉(zhuǎn)彎、躲避擁堵，人人精確導(dǎo)航，整體上卻極度迷亂，每個人都曾在某一瞬間擁有整個城市，然后在其余時間徹底迷失?！@是城市對我展現(xiàn)出的魔力，我的小說服從于這種魔力。
我當(dāng)然沒有做到“每天”寫一篇，因為有些天我甚至從早到晚連電腦都沒機會碰一下，那些天我只是在全神貫注地生活，但此時我要格外感謝那些不寫作的日子，是它們滋養(yǎng)了寫作，我絕不能讓滋養(yǎng)與被滋養(yǎng)者顛倒了順序，錯亂了比例。我今年四十出頭，“全神貫注生活”對今天的我來說，比什么都來得重要。對此我也有格言，我把它用在了微信簽名上（我總是過于清醒、熱愛總結(jié)，有時真是恨透了這一點）：偶爾寫作，經(jīng)常思考，時刻體驗。
不幸的是，我在收獲自由的當(dāng)天下午就被戴上了新的枷鎖：大概也是從第二篇起，我開始有了明顯的起止動作，也就是說，這些隨機的文字有了開頭和結(jié)尾，有了起承轉(zhuǎn)合，有了似有若無的“立意”，變得更像故事了。一個欲擒故縱的開頭和一個戛然而止的結(jié)尾實在是太誘人了，我總是招架不住，這大概就像導(dǎo)演醉心于 “action（開始拍攝） ”和 “cut（停止拍攝） ”兩個指令一樣，是一種挺變態(tài)的心理。要知道，幾個小時前我還發(fā)誓把它們消滅干凈的，不到一天它們就順藤摸瓜，找上門來。只能說，我和它們太熟了，太血脈相連了，它們像老家的窮親戚，總能搭著高鐵和長途公交車，敲開我的家門，或者握有我的微信號，即使長年失聯(lián)，也能突然發(fā)來長信，要我?guī)退碌闹杜龑W(xué)就業(yè)。
我翻閱剛?cè)胧值摹犊ǚ蚩ㄈ沼洝罚ㄎ夷壳斑@種一天一篇、隨遇而寫的做法，倒真有些像日記），驚嘆卡夫卡的定力，即使是在日記這種很私人、很不正式的寫作中，他仍然謹遵自己的寫作紀律。我那愛總結(jié)提煉的毛病又犯了，我把卡夫卡日記的閱讀筆記摘錄如下，世人都知道，閱讀或多或少有功利性，我能讀出什么，取決于我有什么、我關(guān)心和焦慮什么，所以這些讀后感也不過是另一種自律與自我安慰：
1914·6·21
日記中的“我”，每一個舉動都很合情合理，不合理的是周邊人，而“我”無力反抗，只能一步步走下去。深深的無力感，無意義感。
卡夫卡專治注意力渙散！因為他隨時閉合，他不是那種隨叫隨到，即插即用的作者，讀他最好一直讀下去，他不給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機會。
1914·7·23
他在日記里都能隱藏自己，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寫作倫理如此決絕：絕不觸碰那些已知的，已被歸納的部分。
1914·7·27
他解放了文體的形式感，取消了事件的起止點，沒頭沒尾，無止無休。
他無所企圖地羅列日常，他的生活和寫作是融為一體的，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1914·7·28
羅列一個個人。許多妙語。絕不試圖完整地描述人，只取片段。絕不寫別人眼中的人，或別人期待看到的人，只寫自己的獨特發(fā)現(xiàn)，因此充滿主觀性。他不靠寫作尋求淺薄的認同感。
這一天一戰(zhàn)爆發(fā)。世界似乎與他無關(guān)，但世界不只存在于大事件中。他只保持對日常生活的警覺。
1914·7·29
即使在日記里，“我”在一天內(nèi)也變換了多個身份：我首先是約瑟夫·K，富商的兒子，不愿接受父親的擺布，甚至看公司門衛(wèi)也不順眼。接下來“我”是貧窮的學(xué)徒，因為偷錢被老板趕走，“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喜歡他的不知所措。
七月二十三日那篇，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說出全部，又隱藏自己。我希望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不間斷地選取真實生活中的一些觸點，將其放大變形，寫成一篇篇小說，每一個觸點都是真實的，事關(guān)我本人的，但是合在一起，現(xiàn)實搖晃，我消失得無影無蹤，即使身邊最親密的人也會在這場寫與讀的追蹤中迷失。如同跟車，老司機叫你跟緊他，你一路盯著他的車屁股，默念他的車牌尾號，左轉(zhuǎn)右轉(zhuǎn)，超車變道，一路到達目的地，才發(fā)現(xiàn)你早就跟錯了?！@是我理想中的作者與讀者的關(guān)系，也是我眼中人與城市的關(guān)系。
讀書時我的老師、社會學(xué)家張樂天教授這樣描述他的研究和寫作（大意）：知道難，也知道自己能克服這種難，只是暫時不知道克服的辦法在哪兒?，F(xiàn)在，我在自己的寫作中也體會到這種感覺，這真是人生最美妙的瞬間之一，就像“男女雙方都知道對方想和自己上床，只是暫時未上”是相愛的最佳階段一樣。
然而我一面隱藏自己，一面又提出一個幾乎相反的要求：這一次，能不能稍稍帶上點感情？
我這樣說，一定是因為之前的我總是不帶感情。不光是行文風(fēng)格上的所謂“冷峻、疏離”，更是內(nèi)核上也近乎無情，或者說，總在寫作中回避現(xiàn)實中自己用情最深的那些點。原因或許有很多，但我想這首先是因為寫作上的無能，只敢寫那些不痛不癢的事。做人怎么可以這樣？我一旦認清這一點就再也無法容忍。清晨，當(dāng)那個點子從天而降，進入我體內(nèi)時，我不能急于吞下它，然后順利生出一個還不錯的蛋，我要檢視它：你是不是我的痛點？在我的情感濃度排行榜上，你算老幾？如果排名靠后，哪怕排名第二，也請你先走開，因為我要先寫第一名。
我在手機備忘錄里搜索我的城市文學(xué)觀。（如今我也越來越依賴這些機器來記錄和記憶，很多重大問題我都要先問它。我在備忘錄里列了詳細的目錄，比如“構(gòu)思”“素材”“句子”，以及專門收錄人名或器物名的“名字”等，然后在每一個目錄下隨機記下大量字句，這些只言片語其實充當(dāng)了每一次寫作的發(fā)起者，它比清晨的靈感來得更可靠，更立等可取。）大致有這樣幾個關(guān)鍵詞：
悖論、錯位與迷失。時至今日我仍然容易在各大商圈迷路，我是“大型商場綜合征”晚期患者，商圈、地鐵、廣場、咖啡館、斑馬線，總是無差別地接納各種人，是天生的城市物種展覽館，在這種地方，不管遇見什么人都不意外。倫敦有個Piccadilly Circus（皮卡迪利廣場），相當(dāng)于倫敦的五道口或五角場，天南海北，人流繁忙，奇葩密度極高。倫敦人說，如果你在Piccadilly Circus待得夠久，你會遇見所有你認識的人?！@就是城市的感覺，我的許多小說意象來自這種地方，我在這里隨機遇見一些人，與他們發(fā)生一些故事，多數(shù)都淺嘗輒止，很少傷筋動骨。大家摩肩接踵，有時近到鼻孔共用一小片空氣，但是毫不相干。有時我們依靠意念和推理交往，互相一搭眼，就預(yù)見到最終結(jié)局，因此干脆不讓它開始。因為要換房，二〇二〇年上半年我跑遍全上海，去了很多從未去過的板塊，幾乎重新發(fā)現(xiàn)一座城市，我發(fā)現(xiàn)單是“房地產(chǎn)”這一線索便可獨立解釋整個上海。途中零星記下一些句子，類似《房地產(chǎn)辭典》，或許藏著我的一些寫作秘訣：
落地窗：先讓自己住進一個個水泥盒子里，再想方設(shè)法把盒子的洞開大一點，再大一點。
均價：先蓋高樓擋住天空，再出更大的價錢住到高樓的高層，好離天空更近一點。
保姆間與人車分流：對手和冤家早已同床共枕，越是相依為命的親密對象，越要分居。
車庫：人為什么一定要開車？因為步行不容易找到車位……
千人一面，一面之緣。我常去一家店里洗車，已經(jīng)洗了四五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坐在桌子后面緊張計算利潤的老板其實是兩個人：哥哥和弟弟。兩人長得極像，但又不是雙胞胎，上下差了三四歲，一個孩子上小學(xué)，一個尚未婚配。這讓我震驚，為自己的熟視無睹而負罪，決心寫一篇小說來謝罪，在這篇小說里，洗車店里的所有人，從老板到每一個洗車工全長著同一張臉，只是年齡性別神情各異。另一次，我在自動柜員機隔間取錢，外面有個人為了催我快些，不時發(fā)出一些焦躁不安的動物擬聲詞，我后來開門與他擦肩而過，但是雙方都戴著口罩，誰也沒看清誰，那一刻我想，此生我和這人恐怕再難相見了，或者縱使相逢應(yīng)不識，但是千真萬確我倆曾在同一個密閉時空隔墻相對，懷著各自的心事……我同樣為這個人寫下一篇小說，這樣的時刻總是讓我心動。人們常說小鎮(zhèn)青年適合當(dāng)作家，因為小鎮(zhèn)既足夠復(fù)雜，又不至于過分龐大，小鎮(zhèn)青年一生都和同一小撮人周旋，抬頭不見低頭見，因此便于長久觀察和深入描畫。然而我生活在兩千四百萬人的上海，迎面而來的每一個人，此生都可能再不相見，我必須為這樣的狀態(tài)負責(zé)，寫下與之適應(yīng)的文學(xué)。
人被空間而不是時間定義。格非老師曾在演講中提到一個迷人的話題：重返時間的河流。我的體驗是，我們可能很難重返，因為在我生活的城市，時間已經(jīng)不是一條河流了，頂多是一條人工景觀河道，河道兩側(cè)，房價差好幾萬。有什么樣的空間，就生出什么樣的人。很多年我致力于將空間作為我的小說的背后大 BOSS，至于時間——我確實沒時間考慮時間。時間即使有意義，也早被前人寫盡，相比之下，文學(xué)對空間的開鑿才剛開始。我的小說是城市空間里長出的莊稼，這片空間的人早已背不出二十四節(jié)氣，只知道二十四小時營業(yè)，996，淡季旺季，同比環(huán)比……人們生造了一批全新的詞匯來涂改時間，以使它配得上這片空間。我為這片空間深深地著迷，包括偶爾的廢墟——兩區(qū)交界處一小片失管的樹林，即將拆遷的危樓，無人認領(lǐng)的建筑垃圾，等待土拍的荒地——還有什么比廢墟更能象征我們荒蕪的內(nèi)心？我常在這些地方就地展開一次旅行，順便萌發(fā)出一篇小說。如果說城市是我的日常，廢墟就是我的遠方。
同理，物成為人的定價者。這已經(jīng)與“物質(zhì)主義”或“拜金”無關(guān)，而是人處在空間中，人被空間定義，而空間中滿滿都是物，因此人都在外化、物化，即使最曲折幽微的內(nèi)心，也總有一款恰當(dāng)?shù)漠a(chǎn)品代言。物質(zhì)面前我們變得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了，因為物搶先描述了我，描述得比我還生動傳神。我們當(dāng)真實現(xiàn)了物我兩忘、物我合一，只不過這一次物占主動。未來或許也不存在“曲折幽微”的內(nèi)心了，因為物總是相對更固定和靜態(tài)，更標(biāo)準化，這樣粗枝大葉的物，決定了我們只配擁有粗枝大葉的心。過去我們被時間定義時，時間是無價的，或者至少是均價的，對誰都沒有差價，但現(xiàn)在，每一個物都明碼標(biāo)價，貴的貴，賤的賤，已不可能放進同一個購物車?！覀兊奈膶W(xué)要去研究這樣的物，進入這樣的物，而不是繼續(xù)清高地扮演物的不屑一顧者實則物的門外漢。
二〇二〇年我經(jīng)歷了一場緩慢的崩潰與更加緩慢的重建。二〇二一年春夏之交，有一件大事要發(fā)生：我要搬家。我二〇〇〇年來上海，如今二十年整，除去讀研三年，剩下十七年一直住浦東，浦東是我不折不扣的第二故鄉(xiāng)，不管地理還是文學(xué)意義上，雖然我可能在小說中只字未提浦東，但浦東是我事實上的文學(xué)根據(jù)地。但是這一切看來要結(jié)束了，再過幾個月我將離開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這個占全國 GDP 八十分之一的地方，搬到郊區(qū)松江，住進城鄉(xiāng)接合部一間頗為古典的建筑。我內(nèi)心充滿了文學(xué)式的恐慌，我想到馬原離開了他的西藏，董夏青青離開了她的邊疆，我雖然只離開我的浦東三十來公里，但我不敢小看這段距離，我怕我住到那片田野之后會丟掉城市的感覺，我迄今仍未厭煩這種感覺。從出生起，我歷經(jīng)農(nóng)村、縣級市、省會、北上廣，一直在行政意義上往上走，往城市中心走，這是我首次越過折返點，開始往下、往外圍走了。二〇二〇年國慶前后，搬遷大計前腳剛確定，積壓已久的一批靈感后腳就來了，催我寫下一系列小說，不知道算不算對浦東、對城市提前開始的一次深深的懷念。未來吉兇未卜，但是沒有關(guān)系，因為除了寫作，沒有什么真正值得擔(dān)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