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寫作，是一個人的戰(zhàn)斗
大水湯湯，溯流北上
我從小就是在河邊長大的。江蘇水多，所以從小基本上是以水為鄰，而且那個時候沒有現在孩子的各種玩具，我們農村孩子只能在大自然里找自己的小伙伴，那個伙伴就是水，就是河。我想所有農村長大的孩子，跟河流之間的關系，應該都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財富，因為它培養(yǎng)你跟水的感情，培養(yǎng)你對自然界的認識，甚至水流或者河流可以給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提供定位，提供地理上的一個概念。我長大以后，又在京杭大運河邊上生活過一些年，這個時候你對它的認識跟過去又不一樣了，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作，我會有意識地把運河、河流作為我寫作的一個背景。
我之前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寫了幾個小伙伴生活在運河邊上，后來他們都離開了故鄉(xiāng)，但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們又回過頭來，相聚在運河邊上的這條街道，相聚在他們的故鄉(xiāng)。運河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他們童年時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回憶，所以小說里面寫了一部分運河。但是寫得不盡興、不徹底，有些朋友看過以后覺得，看起來我對運河挺熟悉，但是在這部小說里面，它不是主角，也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們就建議，能不能專門寫一部小說，以運河為主角，沿著運河來寫。我在很多場合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韓總聊過，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我們在當代商城旁邊的咖啡館里聊天，那個朋友說看《耶路撒冷》，看運河覺得不過癮，能不能專門寫一部。當時韓總也極力贊成，說既然你這么熟悉，可以試一試。
那時候的確也年輕氣盛，覺得自己好像還挺了解運河的，因為我一閉眼，整個運河的軌跡可以在頭腦里非常清晰地呈現出來。我就想，既然我能從宏觀上把握，那應該問題不大，而且這些年我對運河的了解的確越來越多，自信應該能認認真真地講一講運河的故事。所以當時一拍桌子就答應了。
但真正開始寫作以后，我發(fā)現問題不是這么簡單的。一旦近距離盯著一個東西看，你會發(fā)現你過去所謂的“熟悉”，其實是不太可靠的，所以我得重新去做功課。一是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讀書，這是我的寫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第二，因為運河是實實在在存在于我們這片土地上的，所以我沿著運河又走了一圈，從南到北。當然走的也不止是京杭運河，隋唐大運河開封段我也走過，浙東運河我也去過，甚至長江、黃河我都去有意識地做了一些比較，雖然都是河流，淮河和運河之間、長江跟運河之間它們各自的特點是什么，在走的過程中，你都會下意識地去比較，所以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有了他者以后，你的那個描述對象才能建立它的主體性。所以說是在研究運河，其實是在研究所有的河流，只有你把它的周邊問題處理清楚以后，運河才會更加鮮明地凸顯出來。
自從那天在咖啡館里喝了一杯咖啡，一興奮說要干這個事以后，剩下的幾年時間真是挺辛苦的，把望遠鏡放下，把顯微鏡和放大鏡拿起來，然后斷斷續(xù)續(xù)做了四年，寫成了這本書，《北上》。
其實寫運河的小說并不少，比如我們的前輩作家劉紹棠老師，他是正兒八經被稱為“運河之子”，他的一生都跟運河打交道。而對我來說，雖然很早就跟河流建立起來感情，但是我在運河邊上生活的時間遠遠沒有他們長，就是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我對運河那種直觀的、感性的占有肯定沒有他們多。這逼著我換另外一條路走，結合我自身寫作的特點、我的優(yōu)勢，我努力去寫一條日常生活中的歷史中的運河，同時我應該更努力地去寫一條文化意義上的運河。這條運河除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解決了漕運、水利等生活問題，它給我們的文化、給中國人的精神帶來了什么。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典型的內陸文化，而在南北差異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內，我們實現了平衡，實現了融合，實現了流通，原因是什么？其實就是這條河流。這跟我們最后形成非常平和的，能夠自由、流暢、自然的中華文化也有很大關系。
大雪封門，跑步穿過北京
我個人的人生經歷也是一個“北上”的過程，逐漸沿著河流往北走，最后來到北京。從2002年到北京，到現在生活了快二十年，一直沒離開這個地方。我也不敢說是扎下了根，但是一時半會肯定也不會搬到另外一個城市。對這個城市了解的越來越多，就會發(fā)現你對這個城市知道的越來越少，就像個圈似的，周長越大，你的周長接觸外圍東西的范圍就會越大，未知的世界就會越大。
這二十年里，我個人覺得還是留下了一些非常好玩的東西，見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經過了很多有意思的事，這些事斷斷續(xù)續(xù)也基本都被我寫到小說里了。
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大家對京漂的定義，我可能不算那種典型的京漂，因為畢業(yè)以后我留在北京，有著北大的光環(huán)，而且從事文化工作，是很多人都很羨慕的工作。但對我來說，京漂可能是一種心態(tài)，就是你對這個城市，對這個城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沒有一種篤定的認同感，這個很重要。我剛畢業(yè)以后在北京，好多年我一直很難建立起一種認同感，很難有扎下根的意識，這可能是中國非常傳統(tǒng)的一種觀念，在某一個地方要留下來，必須建立足夠的認同感，扎下根來，能夠繼續(xù)生根、發(fā)芽、長葉、開花，覺得這是你的故鄉(xiāng)，或者這是你終老之地，像蘇東坡似的，“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但是很多年里我都沒有心安，雖然北京有很多好處，但是你在這個地方，剛開始還是非常迷茫。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很多純正意義上的京漂，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京漂，他們是在這邊討生活的。他們的物質生活我當然也關心，但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精神生活，我發(fā)現他們也非常在意認同感，非常在意跟北京之間的關系。所以基于這樣基本的、共同的、共通的認同感，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我寫了一批小說。
現在有極少數人最后可以留在北京，有的時候我們也會交流，交流的時候會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年少時候來北京，后來離開了，或是留下來，對他們的人生意味著什么，是成功還是失敗。大家都知道京城米貴，居之不易。留下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人生是成功的。離開了，他可能是失敗了，或者是世俗意義上會理解成失敗。
但是《北京西郊故事集》出版以后，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西郊當年生活過的那個地方，見到了很多年前的一個老朋友。他是一個廚師，我們認識的時候都很年輕，二三十歲，現在他已經滿頭白發(fā)，我們聊了所謂的成功和失敗的問題。在那群人中，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后離開北京的，當時我問他：“要走了，有什么感覺？”他說：“我覺得很好。我在想來的時候來了，我在想走的時候走了，我覺得很開心?！痹谖铱磥恚@就是一個特別好的心態(tài)，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懷揣著一個宏大的理想，想在某個地方施展自己、發(fā)揮自己，但是碰了壁，因為遇到種種障礙而得不到施展的空間，我們回去了，會覺得灰頭土臉的，有一種強烈的挫敗感。但是這個家伙，他不這樣認為。他覺得，我想來的時候，我能來就已經是成功的，我想離開的時候又能順順當當，拍拍屁股就走。我覺得這樣很好。
寫下去，一個人的戰(zhàn)斗
今年的新書《青城》里面，三個小說，兩個中篇，一個短篇。前兩個中篇，一個是《西夏》，一個是《居延》，也是在我所謂的“京漂系列”那個時段里面寫的，雖然兩個小說之間相距五六年，當然到后來的《青城》相距時間更長，大概跟最早的跨度接近二十年。
寫作有很多的偶然性，但如果你回頭梳理一下，會發(fā)現所有的偶然性背后都有一個必然性。比如，為什么這三篇小說之間的時間跨度這么大？在我寫《西夏》的時候，我覺得只寫一個《西夏》是不夠的，應該再寫一個，后來寫了《居延》。之后就有出版社跟我說，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放到一塊出版一本集子。我當時一直不同意，原因是我覺得不夠、不充分，當時只有兩個人物，應該再有一個，或者再有兩個人物，它才能成為我所認可的、我覺得圓滿的一個集子。
我在寫《西夏》的時候，二十五六歲，還處在戀愛的階段。到了寫《居延》的時候，我已經結婚了，但是結婚時間不長。而寫《青城》的時候，我孩子都好幾歲了。我在愛情和婚姻里走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遠，所以對女性、對婚姻、對家庭的理解都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我也不敢說理解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透徹，但的確是知道的越來越多，知道女性在我們的生活里、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西夏、居延和青城，她們的性格完全不一樣，你能夠在她們身上看見她們的婚姻跟家庭、婚姻跟愛情之間的關系。我也不敢說三個女性完全表達了我對這塊生活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覺得它階段性地清空了我的一些思考，如果現在讓我再寫一部關于女性的小說，我會處于失語狀態(tài)，一時半會不知道說什么，因為我的想法還沒有充分到我可以再寫一個小說的程度。雖然《青城》是一個短篇小說，但是放在這個小說集里面，《青城》跟《西夏》《居延》站在一起的時候，它們的份量是一樣的。而這三篇放在一起，我期待中的那個圓滿和那個完整都實現了。
說到茅盾文學獎，我覺得獲獎有很大的偶然性，誰也不敢說你就得拿這個獎，誰也不敢說我跟這個獎就無緣。但如果真的是有緣，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是運氣，因為它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這么多年，我對類似的獎勵一直是這樣的一個心態(tài)，拿到了當然很高興，這是一個鼓勵。因為在寫作這項工作中，雖然我們現在痛并快樂著，但你還是會覺得它是一個人的戰(zhàn)斗。再堅強的人，可能在這個漫漫長途中都會有一種孤獨感，都會產生某種虛妄感，你會懷疑你工作的價值。在這個時候迫切需要有人有所呼應，這個呼應無論是鮮花和掌聲，還是批評，你都會覺得我這個事有人關注，所謂“吾道不孤”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是鮮花和掌聲，是別人的認可和肯定，就像獎項，那當然是最好的，起碼證明這一階段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對我的寫作本身，其實影響不是特別大。不是說一個作品獲獎以后它就會變成另外一部作品，獲獎以后，我就從一個作家變成另外一個作家。你的寫作還是在原來的路徑上往前走，這個過程還是要保持你的慣性，同時還要創(chuàng)新，還要吸取新的東西。我沒有感覺到獲獎以后我的壓力有多大，我的心態(tài)發(fā)生什么變化。寫了二十多年，我們對文學的看法，對榮譽、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固定的。一種批評摧毀不了你，一個榮譽同樣也摧毀不了你。所以很多人覺得你獲了一個大獎，是不是就能毀掉一個作家？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如果一個獎就能把一個作家毀掉的話，那這個世界上能毀掉作家的東西太多了，也就沒有必要對這個作家抱有多大的期望。所以一個強大的作家，我覺得沒那么容易被一個獎摧毀。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它會讓你更放松。我會更加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它會把你的自信心提高到一個高度上，可以堅持相對比較偏僻的、比較偏執(zhí)的一些想法，包括非常實驗性的一些想法，我都覺得我可以去做。
寫作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勇氣的，這個勇氣不是你拿刀面對敵人那種你死我活的勇氣。對很多人來說，在戰(zhàn)場上的那種勇氣當然是非常難得，我們要表示無限的敬意。但同時，一個人面對稿紙、面對電腦的時候，你能敲下去，你能寫下去，依然需要一種勇氣，那個勇氣真的不亞于在戰(zhàn)場上面對敵人、面對生死的選擇。所以這么多年，其實是一個一個的鼓勵，不斷地給我勇氣，讓我能夠面對一張空白的稿紙、面對一臺電腦。我可以一直寫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