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昱寧：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寫蓋茨比那樣寫九月
寫《九月》的動機，是想構建城市里最常見的一組關系：女主人與家政服務員。因此，這一篇直到結尾部分才出現(xiàn)的那個句子，反倒是早在動筆之前就已經浮現(xiàn)的：“不管彭笑愿不愿意承認，在這座城市里，趙迎春曾經是跟她關系最密切的女人。”
女主人彭笑，家政服務員趙迎春，她們的社會角色、經濟狀況和成長軌跡截然不同，但她們每天都在互相觀察，依稀窺見對方難以言說的處境——比如男性有意無意的缺位，比如婚姻慢慢露出的蒼白底色，比如那些激勵著、也圍困著人們的“目標”：努力奮斗，在一座城市里留下來，或者功成名就，把希望寄托在更為遙遠與縹緲的彼岸。在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女人將會是一對無限接近的平行線。小說家的任務，是尋找一個合適的事件，將她們卷進同一個漩渦，讓彼此的命運產生短暫的相交。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擱淺在這個事件的構思上，只有一個模糊的直覺：那一定跟她們的孩子有關。
所以，毫無疑問，《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個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親，以及他母親的雇主——后者也有一個與九月年齡相若的女兒。最終選擇把九月放置在一個所謂“綜藝選秀”的環(huán)境里，是基于對這種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邊界的事物的長期觀察。一方面，這是一個完全有可能產生戲劇性沖突的環(huán)境，它向年輕人（包括他們的父母）作出改變命運的承諾，又隨時可能奪走它。另一方面，綜藝節(jié)目的制作者的命運，也微妙地維系在節(jié)目究竟能吹出多大的五彩肥皂泡上。當小說里彭笑的丈夫廖巍突然發(fā)現(xiàn)九月不僅僅是一個被家里的保姆硬塞進來的關系戶——他也具有某種可以被利用的潛質時，彭笑和趙迎春的關系，她們之間的“權力結構”就發(fā)生了短暫但耐人尋味的調換。于是廖巍說：“我們還可以給他機會的——或者說，他還可以給我們機會?！?/p>
這篇小說真正關注的就是這些細微而激烈的調換、傾斜、利用與和解。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都要提醒自己，抵擋一切正面勾勒九月的真實面目和刻畫他的心理曲線的誘惑。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寫蓋茨比那樣寫九月，通過彭笑的眼睛看他的輪廓，通過觀眾們的刻板印象去猜測他，同情他，最后遺忘他。我希望直到結局，你仍然拿不準九月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因為這個事件之所以會發(fā)生，就是因為這個孩子承受的是來自家長、媒介和社會的多重誤解——盡管這些誤解常常還貼著愛的標簽。這些誤解最終壓垮了他。我們能確定的只有一件事：無論是趙迎春給他的劇本，還是廖巍和彭笑給他的劇本，抑或是“粉絲”對他的想象，都離他的真實人生很遙遠。在閱讀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也許你會想起一兩個突然走紅卻又黯然消失的“草根”明星的名字，但九月可能是他們，也可能不是。
廖巍和彭笑與女兒廖如晶的關系——他們之間無可逆轉的疏離——也同樣是若隱若現(xiàn)的。在這個故事里，它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趙迎春與九月之間關系的鏡像，表明誤解和創(chuàng)傷并不會因為階層升高而得以豁免。與此同時，在故事的最后，當趙迎春出走，彭笑在記憶中把關于九月與晶晶的“思緒的碎片”混在一起時，這兩個女人之間，終于發(fā)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同情與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