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園有棘》序：文章論
作為報人，從業(yè)二十多年來，我先后主持創(chuàng)辦過多個文學副刊；作為作家，寫作三十多年來，我的文章九成以上發(fā)表在報紙的文學副刊上。雖然文學副刊和它所發(fā)表的文章應該歸類于文學，似乎是天經(jīng)地義的；但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章？文章與文學的邊界在哪里？報紙文學副刊慣常發(fā)表的雜文，究竟應當歸類于文章還是文學更為嚴謹？如此這般的問題，多年來盤旋于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一、漢代以前文章與文學之源流
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領域，文章與文學這兩個概念，出現(xiàn)得都比較早。然而，在至少三千多年悠久的歷史文化長河中，文學與文章相比較，無論其本身的內(nèi)涵與價值，還是在歷朝歷代——特別是明清以前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之曝光率和影響力，均不可并日而語。
“文學”一詞，在現(xiàn)存歷史文化典籍中，最早見于《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即所謂“孔門四科十哲”——“文學”乃“四科”之一，指通曉西周時期的文獻典籍，學問淵博，跟現(xiàn)在所說的文學作品或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沾邊。戰(zhàn)國時期荀況在《荀子·性惡》和《荀子·大略》中均講到“文學”——“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琢磨也?！对姟吩唬骸缜腥绱?，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荀子所說的“文學”，指的是儒家的各種經(jīng)典；所謂“被文學”與“積文學”，亦指受到各種經(jīng)籍的浸染熏陶，增長了學問，提高了修養(yǎng)，與現(xiàn)在所說的文學創(chuàng)作亦不沾邊。后世諸如《史記·李斯列傳》之“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呂氏春秋·蕩兵》之“說雖強，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等，大多指的是儒家學說與文獻經(jīng)籍，同樣與今日之文學或曰文學創(chuàng)作不太沾邊。
至于漢代在州郡以及分封王國所設置的“文學”，或稱之為“文學掾”，或稱之為“文學史”；三國時期魏武帝設置的“太子文學”；魏晉以后設置的“文學從事”；以及晉至隋唐時期太子與諸王亦設置“文學”，還有唐初于州縣設置“經(jīng)學博士”，到唐德宗時期改稱“文學”等，這些“文學”都是官職名稱，與今日之所謂文學或曰文學創(chuàng)作，說有聯(lián)系吧，有時也略有些“工作上”的聯(lián)系（偶或談文論詩），說不搭界吧，也確乎是不完全搭界的。而近現(xiàn)代以來，把文學這一范疇定義為一種語言文字的藝術，或曰以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現(xiàn)實的藝術云爾，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事情，到今天也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
“文章”一詞，最早散見于先秦典籍《論語》《墨子》《左傳》《莊子》等。譬如《墨子·非樂上》之“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左傳·隱公五年》之“昭文章，明貴賤”，《莊子·胠篋》之“滅文章，散五彩”等，其“文章”多指錯雜的色彩或花紋，或指車服旌旗等；也指三代之禮樂制度，如《論語·泰伯》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煥乎其有文章也”，《禮記·大傳》之“考文章，改正朔”等；還指《詩》《書》《禮》《樂》等文獻典籍，如《論語·公冶長》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等等。
細考“文章”一詞，“文”之本義，為彩色交錯，亦指彩色交錯的美麗圖形與圖案，故《易·系辭下》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亦解之為“文，錯畫也”；由于“文”多指色彩絢爛美麗，所以后來便引申為文辭、文采與文章，如《孟子·萬章上》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漢書·賈誼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等?！罢隆敝玖x，《說文》解之為“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shù)之終也”，文詞意盡語止，亦謂之一“章”，表示告一段落；也有典章制度之義，比如《詩·大雅·假樂》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亦有與“文”同義的色彩花紋，如《書·皋陶謨》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還有美好、顯著、明顯之義，如《易·坤》之“含章可貞”，《書·堯典》之“平章百姓”等。所以，組成“文章”一詞的“文”與“章”，其語義相近又各有所側(cè)重，“文”側(cè)重于錯彩鏤金、色彩美麗，“章”側(cè)重于明麗顯著、有章有法，即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之所謂“異色成彩之謂文，一色昭著之謂章”。
二、文章之典范——“大漢文章”
“室有余香，謝草鄭蘭竇桂樹；家無長物，唐詩晉字漢文章?！边@副著名歷史佳聯(lián)，上聯(lián)說的是人才輩出，下聯(lián)講的是文采風流。的確，至晚自西漢以來，文章一詞即日漸趨向?qū)Ｖ肝霓o或獨立成篇的文字以及著作，與今日之文章概念語義相同或相近。如《史記·儒林列傳序》之“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書·藝文志》之“凡著于竹帛者為文章”等。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自漢代以來所謂文章，上承夏商周三代之風雅，下啟魏晉盛唐之風骨。
到六朝時期，文章亦稱文筆，細分為文與筆，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總術》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故唐宋以前之文章也包括有韻的詩騷詞賦。唐代大文豪韓愈《調(diào)張籍》詩前四句：“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詩圣”杜甫《偶題》詩前四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利，名聲豈浪垂。”唐宣宗李忱《懷白居易》詩中有句：“童子解吟長恨歌，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其文章指的都是詩文，但側(cè)重于詩歌。與劉勰同時代的南朝梁任昉所著《文章緣起》開宗明義講道：“六經(jīng)素有歌詩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詒子產(chǎn)書，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漢以來圣君賢士，沿著為文章名之始。”從《隋書·經(jīng)籍志》所錄書目可以看到，關于選編并研究文章的專著，比較集中于魏晉南北朝時代。譬如曹魏至西晉荀勖《雜撰文章家集序》，西晉摯虞《文章志》，南朝宋明帝劉彧《晉江左文章志》，南朝梁沈約《宋世文章志》等。可見，歷朝歷代文體迭興的高峰，都是由幅員遼闊的高原簇擁而成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無不如此。正是由于“大漢文章”所形成的文章高峰，才推動漢代以后的魏晉南北朝興起研究文章體裁乃至創(chuàng)作方法的熱潮，才出現(xiàn)了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研究的巔峰之作《文心雕龍》。愚竊以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所以對文章之研究興義盎然，或許與魏文帝曹丕對于文章評價的崇高性與重視度相關聯(lián)吧？
所謂“唐詩晉字漢文章”，唐詩固然屬于文章范疇，而漢代人所說的“大漢文章”則更多指的是大賦。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在其名作《兩都賦序》中所列舉漢代文章大家，如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以及公卿大臣作家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其中半數(shù)以上為漢賦大手筆，“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而后大漢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然而，班固所贊頌的“大漢文章”，與后世所稱道的“唐詩晉字漢文章”之“大漢文章”，不完全是一碼事。大賦雖然發(fā)源于《詩》“六藝”之風賦比，但真正宏富壯大卻深受《楚辭》之影響，過分地注重鋪陳辭彩、宏大敘事，導致其形式遠大于內(nèi)容，“繁華損枝，膏腴害骨”，諸如《上林賦》《甘泉賦》《兩都賦》《二京賦》等篇什，當時之影響何其巨大，但終至于風流而云散，“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不過，后世特別是明清以后所謂文章的各種體式（與今天的文章定義基本相同），到西漢時期已然眾體皆備。誠如清代文學家劉熙載《藝概·文概》所論：“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彼院笫浪蚪驑返赖摹按鬂h文章”，乃是明清之際所定義而沉淀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章，多指辭氣豪邁、元氣淋漓、拔山扛鼎、筆力雄健之賈誼《治安策》《過秦論》、晁錯《賢良對策》《論貴粟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等，乃能真正體現(xiàn)“大風起兮云飛揚”“簫鼓鳴兮發(fā)棹歌”之慷慨沉雄大漢氣象！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蔽何牡鄄茇А兜湔摗ふ撐摹逢P于文章的這一論斷，也許是有中華文明史以來給文章下的“最高級”定義。古人嘗言，“文章六經(jīng)來”（黃庭堅詩）。還說，“真學問從五倫起，大文章自六經(jīng)來”（古聯(lián)語）。南朝梁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說得更具體：“夫文章者，原出五經(jīng)。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議論，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北M管顏氏講得并不周嚴，譬如箴銘亦生于《書》，議論更生于《春秋》，但他卻比較早地貢獻了一個重要觀點——“文章原出五經(jīng)”。其實，“六經(jīng)”（秦火之后再無《樂》）或“五經(jīng)”本身就是大文章，而且對華夏民族近古以來的成長與發(fā)展，對“中國人”性格品質(zhì)的形成與塑造，作用極其重大，影響持久深遠，堪稱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筋骨與血脈。據(jù)《禮記·經(jīng)解》記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凈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彼跃小拔褰?jīng)”或“六經(jīng)”，對于古代文章大家而言，具有世界觀與方法論、思想性與藝術性、做好人與作好文等多重性典范意義和多維度藝術影響。西漢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揚雄在其《法言·寡見》中主張“五經(jīng)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戰(zhàn)國著名思想家荀況在《荀子·勸學》中亦講道：“《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因而，歷代文章大家都會在經(jīng)典的繼承和弘揚上下足功夫?！拔钠鸢舜ァ钡奶拼恼戮揠㈨n愈在《答李翊書》中自稱，“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吾終身而已矣”。唐代另一位古文大師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亦自陳道：“本之《書》以求其質(zhì)，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笨梢?，傳統(tǒng)經(jīng)典之“五經(jīng)”“四書”以及諸子百家甚而《左傳》《國語》《楚辭》《國策》《史記》《漢書》，乃至于后來者如李杜、韓柳、蘇辛、《西廂》、《紅樓》等等，都是中華好文章，均為滋養(yǎng)陶冶歷代文章鉅子之源頭活水！
三、文章之范本——《古文觀止》
“《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荀子的這句話頗能概括中華文章的博大精深。然而，站在大多數(shù)讀者角度來看，博大與精深往往是一個矛盾統(tǒng)一體，精者難博，博者難精，二者很難得兼。這就突顯出文章選家與選本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中華文化史上幾家影響重大的文章選本（包括詩歌），有孔子選編的《詩三百》（《詩》305篇），西漢劉向編訂的《戰(zhàn)國策》（選文497篇），南朝梁蕭統(tǒng)選編的《文選》（詩歌類434首，辭賦類99篇，雜文類219篇，共計752篇），清代蘅塘退士選編的《唐詩三百首》（選詩318首），還有清代吳楚材、吳調(diào)侯選編的《古文觀止》（選文222篇）等。對后世影響更加持久深遠、流傳更為廣泛普及的則是《詩三百》《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究其因，一是選家遴選精當，二是詩文篇數(shù)較為適當——大約詩三百首、文二百篇，比較適合閱讀且容易流傳下來吧？
作為明清以后乃至于現(xiàn)代意義上所謂的文章范本——《古文觀止》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本。之所以說比較好，是因為它存在著“與生俱來”的缺陷。《古文觀止》編選于清康熙年間，那時應對科舉考試的“統(tǒng)編教材”是“五經(jīng)”“四書”，《古文觀止》只是一部“教輔材料”而已；而且，那時儒家之外的老莊楊墨申韓之文均屬于“異說”，所以《古文觀止》既不收“五經(jīng)”“四書”之篇什，譬如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天時不如地利》等雄辯之文；又拒收諸子百家之華章，譬如莊子的《庖丁解?！贰肚锼返日芾碇?，以及韓非子的《說難》《孤憤》等政論之章，如此等等的“先天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些缺憾都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不必對其責備求全。而《古文觀止》所遴選文章跨越中華文化史長達二千三百五十多年，自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行世三百多年以來，流布廣遠，長盛不衰，自有其歷史文化意義與大功德在。
誠如前文所述，漢代以來所稱文章如《漢書·藝文志》所定義的“凡著于竹帛者為文章”，乃廣義之文章；唐宋以前特別是魏晉時期以來，將詩詞曲賦之類有韻之文與無韻之筆一同歸入文章，算是“中義”之文章吧；作為明清以后所稱之文章（包含辭賦），已然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章之外延與內(nèi)涵基本相同——亦即《現(xiàn)代漢語詞典》所定義的“篇幅不很長的單篇作品”，乃狹義之文章?！豆盼挠^止》屬于狹義文章之范本。狹義文章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文章。
談到《古文觀止》中的文章，如果只讓你選出一篇最好的文章，你會選哪一篇呢？我的夫人和女兒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賈誼的《過秦論》。去年我曾與一位編輯家吃茶，談起這個問題，他也認為《過秦論》當拔頭籌。我手邊有一本徐中玉先生主編的《古文鑒賞大辭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其護封采用的亦是《賈生過秦論》影印古版?？梢娰Z誼《過秦論》在中華文章史上的超絕地位。不過，我品評文章高下，有一把相對固定的尺子——即用魏文帝曹丕所說的“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來衡量。譬如，讀“大漢文章”賈誼的《過秦論（上）》和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既能夠深深地感受到“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之高格，還會領略到“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和“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的天地英雄氣！然而，當你讀歐陽修《醉翁亭記》和蘇東坡《前赤壁賦》之類的頂級宋文時，就領受不到“經(jīng)國之大業(yè)”的襟抱風骨，僅能感受到“不朽之盛事”的才子氣！這就是文章的差級。雖然“唐宋八大家”，唐兩家，宋六家，但宋文與唐文相較，整體來看多情趣而少骨力，總給人每況愈下之感覺。
也許有人會說，一篇文章說明不了問題。那么好吧，謹選擇蘇東坡頗有代表性的三篇名文，來闡釋一下這個問題。當你初讀年僅26歲的蘇軾寫下“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留侯論》時，你能夠感受到“立論超卓”的蘇子瞻，也能夠隱約地感受到“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豪邁氣象。而當你讀到時年47歲的蘇東坡寫下“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的代表作《前赤壁賦》時，你會感受到“了悟風月不死”“令人有遺世之想”的東坡，然而也僅能夠感受到才華橫溢、辭采華麗的“不朽之盛事”的滄桑感和才子氣。但是，當你讀到晚年65歲時坡翁寫下“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的《答謝師民推官書》，或許連“不朽之盛事”也感受不到了。就在下之淺薄看法，此文至少有兩處文眼和一處瑕疵；文眼固然佳妙，瑕疵則不足為訓矣。文眼之一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眼之二是“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這一句是借用其師歐陽修的話來批評揚雄的；而此文的一處瑕疵，恰恰是一大段貶損揚子的文字：“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痹谖铱磥恚瑩P雄有時的確“好為艱深之辭”，但卻并不是用來紋飾“淺易之說”的；相反，他的《太玄》和《法言》倒是很有些非凡見地和深刻思想的。假如揚子云真如東坡所說得如此不堪，那么由南宋大儒王應麟所編著的小型中華歷史文化百科全書《三字經(jīng)》，就不會有流傳七百多年的“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也不會把揚子與老子、莊子、荀子和文中子相提并論。別的且不說，就連“天子呼來不上船”的“詩仙”李白都會稱賞“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jīng)》”（《俠客行》）；就連東坡同時代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對于《太玄》亦自謂“疲精勞神三十余年，訖不能造其藩籬”“屏人事而讀之數(shù)十過”，然后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云真大儒者邪！”然后潛心為《太玄》作集注若許年（見《太玄集注序》《讀玄》）。這樣一部大書，竟被東坡斥之為“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是耶？非耶？或曰，這只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但如此這般含混不清的“一家之言”，是頗有瑕疵的。所幸《古文觀止》共收錄蘇軾17篇文章，卻并未收入此文，不愧文章范本之美譽。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边@大概就是文章的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價值之所在吧。唐代著名詩僧皎然《詩式》云：“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亦云：“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闭沁@類“文載公道”“膏潤天下”的大文章，方稱得上“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倘如《宋史·歐陽修傳》所謂“文章止于潤身”，僅只是吟風弄月，抒寫個體之性靈與悲歡，其所謂妙文佳構(gòu)如歐陽文忠公《秋聲賦》與《醉翁亭記》，如蘇文公前后《赤壁賦》與《石鐘山記》之儔，還能夠稱得上“不朽之盛事”。等而下之者，連流布廣遠的“不朽之盛事”都談不上，更何談“經(jīng)國之大業(yè)”！這倒并非說風月悲歡不可談，《詩》三百篇每每吟詠風雪花草之物，“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皆興發(fā)于此而義歸于彼”（白居易《與元九書》）。這也并非強調(diào)每一篇文章都要關乎家國情懷，都要書寫“經(jīng)國之大業(yè)”，都要展現(xiàn)強勁的“漢魏風骨”。文章應該也必然是多姿多彩多元化的，能夠流芳百世稱得上“不朽之盛事”者，當然都是好文章。然而，“修辭立其誠”（《易·乾·文言》），假如一個時代的文章與文風，長時間而且大面積地游離于大環(huán)境大時代，不關心民瘼疾苦，不開辟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大境界，只抒發(fā)個人小情小調(diào)，過分地強調(diào)小自我與藝術感，其文章便會日益淪為供人清賞把玩的藝術品與小擺件，而文章與文人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愈來愈無足乎輕重。
四、新時期文章之正脈——雜文
我讀《古文觀止》，更偏愛有思想有鋒芒有文采有力道的雜文。粗略點數(shù)一下《古文觀止》經(jīng)典雜文篇什，像《周鄭交質(zhì)》《叔向賀貧》《鄒忌諷齊王納諫》《過秦論》《阿房宮賦》《雜說四（馬說）》《種樹郭橐駝傳》《五代史伶官傳序》《留侯論》《讀孟嘗君傳》《賣柑者言》等將近半數(shù)。比重很大，分量超重，金聲玉振，篇篇精品。不過，我所說的雜文，是以今天的雜文標準來衡量的。
其實，雜文品種，古已有之?！稌x書·干寶傳》即記載：“注《周易》《周官》凡數(shù)十篇，及雜文集皆行于世?！薄段男牡颀垺るs文》則將戰(zhàn)國末期宋玉的《對問》、西漢以來枚乘的《七發(fā)》、東方朔的《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賓戲》、張衡的《應間》、蔡邕的《釋誨》、曹植的《客問》等歸類于雜文，并總結(jié)雜文的一些特點為“發(fā)憤以表志”“致辨于事理”“雜以諧謔”“諷一勸百”……還真有些今天雜文的味道。實際上，以今天的雜文標準來看，其最早出現(xiàn)的時代還可以向前追溯。譬如，《周鄭交質(zhì)》出自春秋時期的《左傳》，《叔向賀貧》出自春秋時期的《國語》；譬如，戰(zhàn)國時期孟子《天時不如地利》《魚我所欲也》、莊子《庖丁解?！贰跺┝褐q》和韓非子《矛與盾》《郢書燕說》等，均為極品雜文。《文心雕龍·雜文》還對雜文文體品類的多樣性作了歸類：“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命，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并歸雜文之區(qū)?！薄端鍟そ?jīng)籍志》所錄魏晉南北朝書目已有雜文專集，諸如《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沈撰，又名《名士雜文》）、《雜文》十六卷（為婦人作）、《梁代雜文》三卷等。唐宋時期科舉考試項目中經(jīng)史之外的應時試文亦稱雜文。據(jù)《新唐書·選舉志上》載：“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試策?！薄独m(xù)資治通鑒·宋真宗天禧元年》亦載：“詔：‘自今特旨召試者，并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賦論或雜文一首?！毕駯|坡《與謝師民推官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之雜文，指的就是此類應時試文。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講得好，“時運交移，質(zhì)文代變”，“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于時序”，“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对娊?jīng)》如此，《楚辭》如此，“大漢文章”如此，唐詩、宋詞、元曲與明清小說，莫不如此。那么，急劇變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又有哪一種與時代相適應的新文體應運而生了呢？在我看來，既不是繁華了數(shù)千年的詩歌、散文，也不是后來居上者的戲劇、小說，而是已然存在幾千年卻又從未顯山露水的——以魯迅先生為杰出代表的新文化巨匠所改良創(chuàng)新而煥發(fā)出勃勃生機的雜文！
既然“大文章自六經(jīng)來”，那么雜文源出哪里？首先，雜文是立論的文體。顏之推認為“序述議論，生于《易》者也”，揚子云認為“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劉彥和認為“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jīng)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于茲矣，自《論語》以前，經(jīng)無‘論’字”（《文心雕龍·論說》）……其實，“五經(jīng)”“四書”，諸子百家，《國語》《國策》，《史記》《漢書》，莫不立論。所以說，雜文本來之于“雜”，更立之于“文”。《漢書·藝文志》對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nóng)家和小說家等十家作過簡要概括。其中“雜家”之來源與特點，確乎與今日之雜文及雜文家有些淵源，“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白h官”以立論為主，“兼”“合”則打破藩籬，兼收并蓄。在下不揣淺薄，曾在一篇小文中講過：“什么是雜文？雜文是詩的政論、政論的詩。首先是詩，然后政論才有意義。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著名美學觀點。今天，以‘興觀群怨’說來概括、衡量雜文的特點和功能，仍是十分恰切而準確的。”（《雜文的“興觀群怨”》，發(fā)表于1992年11月11日《人民日報》）三十年前我之所以撰文強調(diào)雜文的“詩性”，主要是針對當時有些雜文家只一味強調(diào)“敢說”，并不在意“說得好”，不注重雜文的文學性和藝術性。這就涉及到文章的文與質(zhì)這個根本性問題。好文章在題材和表現(xiàn)上都是和諧般配的，其內(nèi)容與形式也是盡善盡美的。關于文與質(zhì)的關系，《論語·顏淵》載子貢語講得很到位：“文猶質(zhì)也，質(zhì)猶文也?；⒈A，猶犬羊之鞟?！眲③挠謱⒋苏Z的文與質(zhì)之辯證性和統(tǒng)一性，有機地融合起來，特別地強調(diào)出來：“虎豹無文，鞟同犬羊?！本臀恼露?，無論內(nèi)容大于形式，還是形式大于內(nèi)容；不管表現(xiàn)得過于樸拙粗鄙，還是過分地花里胡哨，都是不恰當?shù)?，也是不美的。作文作人，同一理也。因而《論語·雍也》載孔子語：“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被蛟S有人會搬出老子的格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來反駁，然而《道德經(jīng)》五千言句句精妙，何嘗須臾離開“美言”哉？所以《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才講：“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彼浴肚f子·漁夫》亦云：“不精不誠，不能動人?！?/p>
其次，雜文是批判的武器。沒有批判就沒有雜文，沒有諷刺就沒有雜文。即如《周鄭交質(zhì)》《過秦論》《讀孟嘗君傳》彰顯的是批判精神，而《庖丁解?！贰多u忌諷齊王納諫》《賣柑者言》體現(xiàn)的則是諷喻之旨。其實，批判精神也好，諷喻之旨也罷，都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五經(jīng)”“四書”、諸子百家的核心價值觀所在，也是古往今來好文章最重要的價值、意義和標識所在。荀子所謂“《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詩》《書》“博”中有諷喻，《春秋》之“微”即批判?！对姟纷畋举|(zhì)的屬性是“詩言志”，其思想價值乃“思無邪”，其社會意義和文化作用則是“興觀群怨”——亦即啟迪人生、觀察社會、團結(jié)民眾（或曰凝聚人心）、鞭撻丑惡，所以《詩》最基本的表現(xiàn)手法“賦比興”中無不包含“怨刺”成分——亦即批判精神和諷喻之旨，所以《文心雕龍·時序》稱道“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对姟纷畋举|(zhì)的屬性“詩言志”，則又來自于《書》?？鬃拥母咦阕酉馁潯稌吩唬骸罢颜讶缛赵轮鳎x離如星辰之行！”贊美其通篇講的都是人間正道、光明大道。諺云：“說人的不是盡人的忠，甜言蜜語陷馬的坑?！彼躁惔蟮赖摹稌分?，充滿著格言式的哲理性的批判精神。譬如《書·太甲中》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逼┤纭稌ぢ瞄帷芬嘣疲骸安灰鄱?，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逼┤纭稌ぶ芄佟愤€講：“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睋?jù)《孟子·離婁下》講：“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币蚨洞呵铩分拔ⅰ?，乃特指“微言”，即《漢書·藝文志》所謂“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專門用來形容孔子的述圣之辭——特別是指作《春秋》所使用的“隱微不顯”“精微要妙”之言辭，故稱“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在下亦曾在一篇文章中對此作過專門論述：“孟子講過：‘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驗?，‘《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記·太史公自序》）。故孔子著《春秋》，本著寓說理于敘事之中的理性主義，字里行間體現(xiàn)著鞭惡揚善的批判精神，以‘春秋大義’震懾‘亂臣賊子’，以‘微言大義’刺痛昏君小人，以歷史經(jīng)驗來啟迪和警示后人。這就是為后世所稱道的‘春秋筆法’。人們常說，‘春秋筆法，微言大義’，‘行之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一言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等等?！H’二字，正是‘春秋筆法’的精髓所在，也是雜文筆法的全部精義所在。所以說，雜文作為‘批判的武器’，其使命與‘春秋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雜文筆法》，發(fā)表于2011年第10期《語文建設》）
作文不易，流傳更難。二千五百多年時光流轉(zhuǎn)，雄偉英邁如左丘明、孟軻、莊周、韓非、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班固、曹操、諸葛亮、陶潛、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中華文章巨擘，每人又能有多少篇精美華章傳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風勁吹，崇尚西學、主張西化的中國新文化旗手和文學史家們，照搬西方的“文學四分法”，把流傳數(shù)千年的中華文章拆分為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四大家族”；然而畢竟“豬肉貼不到羊肉身上”，古希臘悲劇誕生于什么時代？中國的戲劇產(chǎn)生于什么年代？所以很多文章方枘圓鑿，不好入門歸類。被尊為“民族魂”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小說集三部《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集一部《朝花夕拾》，散文詩集一部《野草》（被歸入散文門類），故小說、散文還好入門歸類；可是作為“重頭戲”的雜文集共有《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diào)集》等十六部之多，可謂巍巍昆侖，體大思精，但卻邁不進“四大家族”的門檻。盡管先生也曾放言，“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徐懋庸作〈打雜集〉序》），然而，要想“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就得附庸于“四大家族”之散文門類。也難怪，從來賣什么吆喝什么，不賣什么便排拒什么，誠如《漢書·藝文志》所謂：“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問所從來，雜文之源遠而流長。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以魯迅先生為杰出代表所創(chuàng)作的海量雜文，是伴隨著那個時代的新生事物——中國的報紙副刊而浴火重生大放異彩的！發(fā)表在報紙副刊上的作品，一般都稱之為文章。在我看來，雜文倒也未必非要鉆進什么“高尚的文學樓臺”，回歸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文章譜系，豈不是天經(jīng)地義、名正言順、不忘初心、得其所哉嗎？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北緛碇皇菫槲业碾s文自選集作一篇小序，不期然拉拉雜雜涂抹成萬字長文。這就難免會招人詰問——閣下的雜文想要攀比中華大文章嗎？豈敢豈敢！罪過罪過！如上之所述，只是在下對中華好文章的一點膚淺認識，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至于我的雜文以及自選集，謹借用兩句古詩來概括：一句是杜工部的“豈有文章驚海內(nèi)，漫勞車駕駐江干”，一句是龔定庵的“著書不為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是為序。
2021年12月于北京通州果園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