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蟬年》創(chuàng)作談：生命如長繩，系著許多記憶繩結(jié)
屈指數(shù)來，我移居海外已三十多年。若以童年啟智來量度，我在美國和故土生活的年歲一樣長。已稀有讀者記得我的名字，關(guān)于小說寫作，連我自己都記憶淺淡。九十年代我在普林斯頓還寫過小說，當大學訪問學者聘期結(jié)束，我便忙于求職、遷徙、逐水草而居，文學成了奢侈之事，于是日漸荒疏。
我的文學想象，萌芽于寄宿青春的五指山，化為飄忽熱帶林莽的螢火。它曾照亮我，又離我而去，自己耕耘過的小說園圃已被藤蘿覆過。直到退休，我才結(jié)結(jié)巴巴地敲響鍵盤，試圖尋回作家的身份認證，更準確地說，是尋回人生意義的認證。
生命如長繩，系著許多記憶繩結(jié)。故土甚遠，我在美國生活了半輩子，再自稱異鄉(xiāng)人已屬矯情。我和腳下這片土地有了命運聯(lián)系，如同我和母國有著血乳交融的感情歸屬。過去這三年，美國和遙遠故土一樣世情翻覆，我試著摘取一片葉子，蜿蜒葉脈經(jīng)絡(luò)記錄著風云跌宕，人事興衰。為把這些濃縮到短篇故事里，我找到了悲歡歌哭的宿主——美國最后一個援華飛虎隊員之家。
小說中提到逃難于桂黔山野的抗戰(zhàn)流亡學生的原型，是我年逾九旬的老母親，她珍藏著飛虎隊指示逃亡路徑的空投傳單，直至“文革”才銷毀。小說中大華府郊區(qū)是我的居住地，周圍鄰居多為聯(lián)邦雇員，有好幾戶是中西結(jié)合家庭，鄰居里國防部戎裝與文職人員不在少數(shù)。小說中高中華人教師是我的好友。而我自己有著多種族與多元文化共存的職場體驗。這就是美國，未來光譜愈加多彩斑斕，我正是其中一點光斑。
恕我于小說荒疏已久，前度劉郎又重來，不知自己尚能飯否，敬請讀者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