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游》創(chuàng)作談：平庸之惡
二〇一六年年初，我所在的影視公司想和報社其他部門合作做一部關于浙江首部反家暴法的短片，立法的出臺跟杭州一起案件有關，我讀了資料，寫了一版梗概。寫完沒多久，一位漁業(yè)局的朋友打來電話，說起剛剛發(fā)生在奉化的一起船難，他同學的父親就在失事船只上。他必須向同學親口通告這一噩耗。
這個事件可能給我的啟示更深，觸動也更大。最初的構想悄然淡去，新的東西浮出水面，它是兩個事件的結合。一切都很清楚：我想寫的是事故發(fā)生后懸而未決的時刻；是懷揣希望但希望不斷被磨損的時刻；是許下愿望卻發(fā)現(xiàn)愿望許錯了的時刻；當然，還包括被意外事件隱藏的積怨、寬恕與罪惡。按照一艘漁船基本配置14人計，那必然是群像描摹。我想以兩個女性家屬作為主視角，其他人的故事鑲嵌其中。
先有人物，故事，再真實化細節(jié)，這么做的目的是保護想象的完整性，不受現(xiàn)實的侵擾。第一稿梗概寫得很快，人物清晰可見，情節(jié)走向也很明確。寫完之后，我聯(lián)系了朋友，準備去當?shù)刈霾稍L。他幫忙聯(lián)系了一位退役的船老大，一位年輕的本地公務員，船老大和我說了自己幾十年的海上生涯，官員則幫忙做了翻譯。
第一次采訪不大成功。不僅因為語言問題，還因為多年的海上生涯，使得他異常沉默。于其而言，這幾十年，平平常常，無一可述，和我以為的康拉德或麥爾維爾似的航海生涯迥然不同。
因種種原因，短片合作告停，梗概一擱數(shù)年。我不需要寫劇本了，但我想寫個小說。每年我都會把梗概拿出來，看一看，想知道怎么寫下去。我零散地搜羅報道，讀著村史，做著筆記——毫無頭緒。
二〇二〇年四月，我在廣西，一天和報社時期的同事陳文君（八圈）聊起這件舊事，意外獲悉他是奉化人。當時跨省出行已頗困難，我便整理了一批問題，讓他代為采訪。五月，他回到老家，幫忙采訪了書記、專家及船老大，除了我原先的提問，還格外補充了歷史部分，如旗幫和改制等細節(jié)。
我打算將手中的小說完成后即動筆。但一稿接一稿，每篇小說的完成都比自己預計的更吃力。等我離開廣西，再訪桐照，已是二〇二一年九月，到達村莊是晚上八點，碼頭的煙花彩排近于尾聲，唯一的旅店以滿房拒絕接待，我聯(lián)系了他，他又聯(lián)系了林書記，這才得以入住。
我后來才知道，自己幸運且偶然地趕上了一個特殊時刻，這是開漁的第一天，也是兩年后的第一個開漁節(jié)。儀式凌晨四點開始。天降細雨，我走路去看雪竇寺的僧人做法事。之后回到酒店，再步行至碼頭，觀看開漁和起航。那段夢境般的沿海長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開漁儀式結束，村莊基本空置，酒店也是，服務員去了村內操辦宴席。我在村內四處閑逛，試圖和留下的、數(shù)量寥寥的村民攀談；我站在村制衣廠旁邊的狹道偷聽女工們的聊天；我在瀕臨坍圮的北山租房內，觀察形色各異的外地船工妻子——她們刷視頻以打發(fā)時間，等候丈夫們的歸來。
這樣的方式顯然有些奇怪，不僅外圍，還很鬼祟。采訪連連碰壁，沒人愿意在這個時刻談論事故，且事故后的儀式與流程已被簡化，和我當時了解的、文本讀到的大相徑庭。不過幾年后的重訪，最大收獲是推翻了此前關于近海漁業(yè)凋敝的判斷，休漁做法取得一定成效，早年激烈的漁船迭代矛盾也在減緩。
更重要的是，許多船老大已轉成了漁船所有者，不再從事捕撈，二代們也極少從事漁業(yè)，真正的船員大多是外地人，他們來自貴州、河南、廣東等地，簡單培訓后即上崗作業(yè)，像其他工種一樣，變成了季候工人。新移民們填充了舊移民離去后的空缺。
我不能忽視這些變化，故事的核心必須改變，主體也得改變，但我不知道新的東西是什么。我決定先回杭州，寫上幾稿再說。但推進不順，每次寫不下去，我都換一個故事，像一種積極的消極，但躲是躲不過去的。次年一月，我改完一個小說后，決定徹底停下其他工作，專注于該稿的寫作，最終勉強寫完了兩個版本，質量相當糟糕，連一個句子也留不下來。
三月，我再次回到村莊，想看看還能有什么收獲。此時漁期尚未結束，漁船也已經(jīng)多次返航，比九月略熱鬧一些。每個清晨和夜晚，我都會去碼頭散步。白天那里充斥著喧囂錯落的交易之聲，到了夜晚，只剩下淡藍色的柴油煙霧。許多漁船到港已經(jīng)是深夜，一群人靜默地下錨?？?。我坐在石樁上，望著漆黑沉寂的大海和辛勤勞作的人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覺得自己能發(fā)現(xiàn)或是創(chuàng)造什么。
可能想到了童年江面的渡輪，也可能在想，為什么不干脆回南通呢？啟東也靠海，也有漁民；為什么非得在這兒，忍受地理和語言的雙重隔閡？
我不知道。我猜很大程度上是不甘心，因為這里是故事的原點，從構思開始就沒考慮過別的地方；我喜歡這里三高一低的島嶼地形，喜歡它復雜縱深的移民背景；但我也得正視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之前的故事構想無法成立，它脆弱且虛假，因為我只是看見了她們，卻并不了解她們，不明白她們的困境，也不明白她們的訴求。僅僅憑借這樣強度的采訪和寫作，是不可能寫活、寫實她們的，而我努力做的，無非是希望主角們走出幽暗的書房、面對世界白晝的強光照耀時，不至于頃刻煙消云散罷了——一個脆弱的故事承擔不了這樣的指望。
可我能理解誰呢？我又真的理解誰？也許是那些離開又回來的人，那些在新鄉(xiāng)故土、任何地方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那些不斷想在迷霧中辨清方向、卻怎么也無法看清的人。好吧，我知道了，是本來的次要人物小馬，只有他才能以一種既內部又外部的視角看待這些人事。
我能理解小馬，但更多是不滿。很多時刻，他都可以多做一點，哪怕結果徒勞，也比什么都不做好；我不滿他總是想明哲保身，不滿他總是給自己太多借口。所謂平庸之惡，在今天人人都自覺身不由己、沒有更好答案的處境下，在暴力和惡變得更微小、更隱蔽的時代里，更大、更普遍的問題是平庸本身，在抱怨身不由己的同時，我們必須追問自己，到底怎么將自己送至這一處境的，真如自己所說的那樣，毫無選擇余地嗎？這些批評，這些指責，這些反思與要求，不可能針對任何人，只能是我自身，因為歸根結底，小馬就是我自己。
這是一種局限，因為我能寫的人物類型如此有限。但第一次，小說寫作真正地順利了起來。成稿比我預期的篇幅短，但密度高，結構看似線性，但信息給予的方式是自由的，之前的工作散落在文本內部；寫時正值上海封控，許多因虛構故事延伸出來的抽象思考變得具象，顯而易見，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此外，我深明自己想講述的始終是另一個故事，作者當然有一項基本權力，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故事不能被講述，不能在此刻被講述，我們可以講述另一個作為代替，把解碼藏在其中，然后一次次地，重新開始；但我也得向這過程里提供幫助的師友們道歉，因為他們可能期望的是另一種，但現(xiàn)在卻是這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