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忠民：生活于可能中
文學寫作是務虛不務實，可卻有那么一些人樂此不疲。加拿大作家梅維斯·加蘭特如此說：“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驅(qū)使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放著安穩(wěn)日子不過，非要窮盡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又該怎么解釋這些人何以一心一意只想、只愿、只要寫作，還認為寫作是一項合理的職業(yè)，就像把騎腳踏車上阿爾卑斯山當成職業(yè)一樣合理？”或許，這位作家并非不知其然，但還是對此感到驚奇。
其實，寫作者都有一顆受魅惑而欣悅的靈魂。這魅惑來自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說在現(xiàn)實世界中因為受制于種種因素，而注定了存在的局限性和選擇的有限性，那么在精神性存在中則可以憑借自由的藝術創(chuàng)造而感受、體驗和表現(xiàn)各式各樣的人生可能性，從而居于無限的可能。試問，這如何不令人心醉神迷呢？
我的中小學時期，文化饑荒下的精神饑渴反而促成了我強烈的讀書愛好，在生活的夾縫里“芝麻開門”般地打開了一條文學的精神通道，開啟了一個新的生活空間，展開了另一種生活情景。藝術彌補了生活的不足，或者說承擔了一種精神救贖的功能。它不僅使人對于現(xiàn)實的不滿有了解憂的通道，而且提供了想象生活、想象自我的方式，從而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存在方式。這似乎就是對我所選擇的生活的一種預兆。
人在現(xiàn)實世界中所實現(xiàn)的可能性令人遺憾的少，而文學讓我看到另外的人生，打開生活的可能性層面，喚起蟄伏在內(nèi)心深處的愿望、情感和想象，并渴望對激動我心的東西作出表現(xiàn)。我最初的習作，就是這樣開始的。除一些涂鴉之作外，正式的和主要的，是中學時期寫過一部長篇童話詩《隨風飄揚》，表現(xiàn)一顆種子的信仰、漂泊與尋找。我最迫切想知道的，也正是未曾嘗試過的命運中的各種可能。大學時期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新的女性》，取材于20世紀20年代北京女師大風潮，表現(xiàn)那一代“新青年”“新女性”的性格、命運和道路。其實，這樣的寫作也是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我的生命，是意義的領悟和發(fā)現(xiàn)。雖然這種領悟和發(fā)現(xiàn)是有限的，有時甚至是歧義和悖論式的，但它讓我的心智與人生變得立體起來。
寫作讓我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和情懷里，去走自己命定的旅程。然而，大部頭的寫作之于我是開始得太早了，并不成熟。我又回過頭來，陸續(xù)寫下了一些中短篇小說，這就是后來收在《方生方死》集子中的那些敘寫人的環(huán)境、性格與命運的表現(xiàn)之作。這些篇什有著不同的題材取向、人物形象、敘事手法和語言風格，我似乎在多種嘗試中試煉自己。它們著眼于生命形態(tài)的紛然表現(xiàn)，從正常、超常到異常；著力于生命存在的深度勘探，尤其是人在困境中的選擇、人與宿命的抗爭；著意于多向度的精神體驗，從深淵體驗到高峰體驗。如果說小說就是對生活的加減乘除，那其運算則來自對生活可能性的探求。多一種活法、多一種體驗與多一種寫法、多一種味道是同構在一起的。一種文學敘事與抒情，也即打開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探索生活的多種可能性。
詩人之死是20世紀末中國文學界的重要事件，海子、方向、戈麥、顧城、三毛、徐遲、昌耀及具有詩人氣質(zhì)的評論家胡河清等，接二連三地自殺身亡。這也使得作為寫作者的我心悸，不由得想追問一個究竟。于是去探索作家的精神危機問題，進而深入到其存在方式問題。結果“一入侯門深似?！保煺沟窖芯科渚瘳F(xiàn)象、心理特征、思維方式和文化性格、社會角色、藝術行為及人文關系、價值向度、創(chuàng)造特性等。由此產(chǎn)生了構想：以“文人為人”為基點，把作家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人來研究，從而也把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人學現(xiàn)象來研究。從這樣的研究方向出發(fā)，從而把人類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造者們及其存在和活動這一特殊的對象和復雜的知識體系，作為新的對象來認識，研究這一“人學”現(xiàn)象的存在和構成、形態(tài)和形式、特性和特征、規(guī)定和規(guī)律等，并且形成一種總體性的統(tǒng)一圖景，并提煉出更富于描述和解釋作家其人其文的新知識系統(tǒng)、新范疇層次和新命題。而這，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門新學科——作為文學人類學的作家學。于是，我放下了小說寫作，想把這做起來再說。
《作家學通論》這本書，我從1990年代起，寫到現(xiàn)在。其間四易其稿，主動放棄了兩家出版社之約，現(xiàn)在第三家出版社的簽約又逾期了幾年。不時會有朋友或熟人問起：“你那本大作弄完了嗎？”我就會像被人捉到了短處、捏著了軟肋，立刻虛弱起來，不好意思地含糊其詞過去。關心我的人不明白，一本書怎么用去這么多年頭還沒寫完，我自己也覺得說不過去。開始以為有個幾年就可完成，事實上也是幾年就完成了初稿，然后又用了幾年完成了二稿。但覺得拿去出版還是不太行，于是三稿。三稿畢，覺得還可以寫得更好，再又第四稿。從第三稿起寫作就放慢了，想著反正不急于求成，那就慢慢來吧。在堅持的韌性與散漫的惰性中持續(xù)下去，就這樣長了日子久了天，從初稿的四十萬字到四稿的約八十萬字。曾有同事調(diào)侃我說：“在你身上，淡泊名利不是優(yōu)點而是缺點?！?看來促成寫作的東西，常常又是妨礙作者自己個人生活的東西。這是一種寫作的宿命。當然，我并不想把自己裝扮成世外謫仙，我寫作也免不了有名利之念，但我想要的不是虛名浮利。我隱秘的抱負是想寫出一本真正的“大作”。我想，在寫一本“大作”的時候，我也是在開發(fā)自己的可能性，窮盡自己的可能性。
這書一完，我將重返小說寫作。我想把我想了很久的長篇小說——“橋”兩部曲寫出來，一部是《比河短的橋》，一部是《斷橋》，表現(xiàn)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宿命、現(xiàn)實困境與精神救贖。我還要把計劃已久的短篇小說集《小城流年》寫出來，一篇一個時代、一個人物和一種生命形態(tài)。如果有可能，還想把我早年的那部長篇童話詩和長篇小說修改起來。我還想……嗟乎，吾生有涯而愿無盡，“努力加餐飯”。然而，公示自己的寫作計劃是不智的，好在我主要是在倒逼自己。其實，計劃也只是一種可能性，可還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在等著我，那我豈不是要永久生活于可能性中？如此看來，我固然還是未完成品，但又是不斷尋找著、實現(xiàn)著自己的意義和可能性的存在。或如海明威言：“一旦寫作變成你的主要的毛病和極大的快樂，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這樣的寫作，似乎也是一種宿命，一種不死不休的宿命。
寫作不但讓一個人盡情體驗各種可能的生活，并得以創(chuàng)造一種有所超越日常生活的生活，而且使人的自我會以一種更高的形態(tài)出現(xiàn)，有所超越日常自我的自我。不難看出，我們的作品是我們身上那個更高的完成的自我。用普魯斯特的話來說：“一本書是另一個‘自我’的產(chǎn)物，而不是我們表現(xiàn)在日常習慣、社會、我們種種惡癖中的那個‘自我’的產(chǎn)物?！?簡而言之，即作品是由作家身上某個明顯不同于其平常自我的自我創(chuàng)作出來的。這一不同于其平常自我的自我，它是人源于自身創(chuàng)造出來的另一個自我，更特別更深在或更豐富更完善的自我。這是因為，人在創(chuàng)造文學的同時又被文學所創(chuàng)造。寫作使人深入自我，“修辭立其誠”的要求，使之趨向回歸人的本真、本性、本原生存狀態(tài)；寫作也使人超越自我，藝術追求既源自感性個體的生命卻又是對其有限性的超越，它的成功有賴于人使自己高于自己的東西。這樣，作者進行創(chuàng)作就是深入自身的存在，成為作家就是成為更高的自我。寫作便也猶如以藝修道，把無限的東西引入有限，有限的東西又引入無限，微塵中見大千，無常中見永恒。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