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雯：與路翎相遇
《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宋玉雯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
機遇之歌
是偶然開啟了這則路翎研究故事。第一個偶然與施淑老師的一篇研究論文有關，這篇論文是發(fā)表在1976年香港《抖擻》雜志上的《歷史與現(xiàn)實——論路翎及其小說》。[1]閱讀的過程中，我隱約感覺到在批評的同時，青年施老師似乎也被路翎的作品深深吸引，評述間有種很奇特的張力，在第六、七節(jié)犀利的批判最后，以如下的話收束：
這樣的小說，就像它在思想上是時代的放逐者的異端語言一樣，它的形式，可能反映出某部分的時代精神現(xiàn)實，反映出被歷史進程注定死亡的階級在客觀世界發(fā)展規(guī)律前的盲目的恐懼和戰(zhàn)栗，因此成為一面歷史的鏡子。同樣可能的是，它會被簡單地蓋上“恨人類、非道德、虛假……瘋人的譫妄”[2]等等的驗印，如果文學應該是而且只能是某一權威和正宗思想之下的苦行僧侶的話。[3]
這篇論文里引述的每一則小說段落，都十分好看，于是我開始找路翎的作品來讀，最初即是朱珩青老師編的《路翎》短篇小說集。[4]讀著讀著，我萌生進一步探究的興趣，開始考慮撰寫一篇期刊論文。2011年暑假，我盡可能地閱讀此前的相關論著，主要是中國大陸的研究論文，其中，最讓我不滿的，是路翎中篇小說《蝸牛在荊棘上》所受到的批評。相對于80年代以來對于路翎40年代作品的重新評價和肯定，《蝸牛在荊棘上》從40年代到80年代，都被重要的評論家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投影的臆想之作：“不真實”。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想為路翎的創(chuàng)作辯護，特別是針對他一再被批評為描寫“不真實”的作品。后來我才知道，“真實性”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制過程的一個重大爭執(zhí)點，環(huán)繞著“真實性”相關論題的不同看法，匯集成現(xiàn)實主義文藝內部的潛在矛盾。
第二個偶然得追溯到2009年洪子誠老師在臺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一場演講，講題“大陸文學界的八〇年代反思”。記得那天下午，我走進交大的人社二館，一貫是處在很累很累的狀態(tài)，入門看見海報，剛好快到演講時間，我決定放自己一馬，聽場演講補充能量，就這樣溜進教室找個位子坐下。此前我對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認識極為有限，母親生病，碩士班休學在家當看護期間，讀過《持燈的使者》《八十年代訪談錄》《七十年代》和一些朦朧詩——主要就是顧城的詩。[5]那天的演講聽得很愉快，獲得了些許生活的力氣?；厝ズ?，我寄了一本書給洪老師：卡爾·洛維特的《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6]
《一九三三》是我任職臺灣行人出版社期間責編的書，當時從書中擇選的書腰文字是：“由于人們不斷地被迫妥協(xié)，這種軟弱擴大為一種普遍的人格特質，一種由于對善的荒廢而來的罪行?！蔽抑庇X想，洪老師會對這本書感興趣，可能我也想借此表達對演講的謝意吧，于是就這樣冒失地寄出。這個愚勇帶來了一個驚喜，洪老師后來把這件事寫進了《我的閱讀史》。[7]演講結束之后，我找了北京大學出版社系列書《洪子誠學術作品集》[8]來讀，就是當成睡前和醒來后的休閑讀物（我想洪老師一定覺得很不可思議），慢慢地一本本讀過去，覺得很有意思。洪老師的著述，讓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相關重要論題有了初步的輪廓和認識，像是通過書本聽講，讓前輩學者點撥了吧。
第三個偶然也同洪老師和彭明偉老師有關。2013年，洪老師至臺灣交通大學任客座教授[9]，講《大陸當代文學生產與文學形態(tài)》。明偉老師是課程的組織者。他為大家的學習謀福利，請洪老師于課堂講授之外，在另一個下午提供討論時段。有一次，我正在《人間思想》的編務[10]中焦頭爛額，突然發(fā)現(xiàn)隔壁的討論室只有洪老師和明偉兩人，遲疑了一會兒，決定丟下工作跑到隔壁，想說充個人場。我相對有較多認識的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只有路翎，所以大概是以路翎作品為話題，和老師胡說了一通。散場洪老師步出討論室時，對我說，如果你的“瘋狂研究”一直做不出來，要不要試試做路翎研究。當時我就讀于臺灣清華大學博士班四年級，在劉人鵬教授指導下學習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的課題?？纪曩Y格考一年，博論想做“瘋狂研究”，卻遲遲未有具體進展。之后，同劉人鵬老師提起，劉老師覺得做具體的作家作品也很好，讓我要把握機會多跟洪老師請教。洪老師很快寫了千余字詳實的章節(jié)規(guī)劃建議信給我，這樣，我便開始進入對路翎的研究。在修改專著（也就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以下簡稱《蝸牛書》）的過程中，洪老師的建議信幾次重讀，依然覺得十分受用。接著2014年春天，劉老師到北京和上海做移地研究，把我也拎捎過去，一個月的時間在各大圖書館和研究機構拼命找路翎作品的原刊。同年夏天，上海復旦大學召開“《路翎全集》發(fā)布及現(xiàn)代文學文獻整理座談會”和“左翼文學詩學研究前沿工作坊”，我前往發(fā)表了會議論文，并很幸運獲贈《路翎全集》（上編六卷）。[11]
青春的祝福
施淑的《論端木蕻良的小說》（1972）、《歷史與現(xiàn)實——論路翎及其小說》（1976）、《理想主義者的剪影——青年胡風》（1977）和《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發(fā)展（1923—1932）》（1977）等文，是對“三、四〇年代中國左翼作家及文藝理論的一些試探性理解”[12]。而放回70年代臺灣的歷史語境，其時諸般艱難的研究和論說狀態(tài)，更顯為文立論的種種不易?！稓v史與現(xiàn)實》敏銳地指出：“路翎可能是第一個在作品里表現(xiàn)卡夫卡式的極權恐怖的中國作家”[13]，將路翎小說辨識為“抗戰(zhàn)后方文學中的現(xiàn)代主義的先聲”[14]。該文深入路翎40年代小說中“叛逆與敗北”的“勞動人民世界”，一方面肯定“這些作品是相當稱職地表現(xiàn)出當時激化的社會矛盾和新的歷史現(xiàn)實的”[15]，另一方面更檢討強調以“主觀精神說明客觀世界”的路翎，其創(chuàng)作方法和敘事意識的問題，指出路翎小說存在“個人狂熱和玩味情緒”[16]的傾向，嚴詞批評《蝸牛在荊棘上》《王興發(fā)夫婦》部分的心理描寫，認為在《兩個流浪漢》和《程登富和線鋪姑娘底戀愛》中，“現(xiàn)實世界幾乎失去它作為實際行動的場所的意義，而只成了一些破碎的、乖戾的感覺和反應的賦形（incarnation）的舞臺了”[17]。
不難讀出《歷史與現(xiàn)實》立足左翼的批判立場，對于現(xiàn)代主義流弊的高度警惕，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積淀，而對于路翎及其小說的嚴格度量，會否也有評論家未嘗言明的自警和追求？“現(xiàn)實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連綴指涉的文藝理論，內涵從不止及于“文藝”，也不僅止于“理論”，而更意味著“實踐”“介入”和“改變”的念想，就因為奴役和不公義的存在，希望世界可以變好。相對于此（我刻意分殊二者），“現(xiàn)代主義”文藝同樣感知著世界的不好，只是未必有同等強烈的愿望，有相信未來并投身行動的追求。而路翎成色不純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迫使二者交鋒，讓我們必須一同經歷諸多創(chuàng)作者和評論家所面對的難題，持續(xù)追問：現(xiàn)代派能否容身于左翼文學的隊伍？現(xiàn)實主義可否吸納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多大程度可以、怎樣的狀態(tài)可以？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必然互不相容嗎？雖然路翎不會愿意和現(xiàn)代派作家并列，也肯定會拒絕以現(xiàn)代主義的標準來肯定他的創(chuàng)作。
希望前述關于《歷史與現(xiàn)實》的內容，表達的是我的敬意而非自以為是。對我而言，青年施淑老師的文章，特別體現(xiàn)出特定時代視野下的“突圍/限制”，沒辦法超然也不可能超然。超然需要物質基礎、需要人身余裕，而不曾親歷恐怖年歲的我，難以真正體會那樣的刻苦探索和掙扎。我只能想象，風雨行舟，每一下的劃動，都是一次冒險，同時遭遇政治惡浪和槳身斷裂的危險。這是一種“評論家的承擔”，或者說，智識人的稀有品格吧。多年之后，在關于臺灣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的一場基調演講中，施老師這么說：“沒有現(xiàn)代主義，不知何時現(xiàn)實主義才會出來?！盵18]求索的旅途，何其修遠迢遙。文學可以坦然不作為“某一權威和正宗思想之下的苦行僧侶”，后來者之所以可能“輕苦”[19]，掙脫斷然二分的思路，總是受惠于前人的披荊斬棘。
從博論到專著，施淑《歷史與現(xiàn)實》著重時代思想和精神土壤的評述方式，趙園《路翎小說的形象與美感》（1984）、《未完成的探索——路翎與外國文學》（1983）和《蔣純祖論——路翎和他的〈財主底兒女們〉》（1985）開辟“知識分子心靈史”的研究路徑，從不同方面帶給我深刻的啟迪，也仿佛路標，讓我免于歧行。針對路翎及其作品，我在《蝸牛書》中表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兩位老師的研究，對我來說始終是最好的路翎作品評論，極有個性，洋溢著評論家的個人風格，蘊有后來學院論文少見的感受性筆觸。比喻來說，學院寫作漸漸變得像是“盆栽”，規(guī)束于方寸之地，兩位前輩學人的敘述則仿佛野地草木。而我想試著表達：學術書寫可以是盆景修枝疏葉、纏線雕塑出的龍盤虎踞，也可以是在野地生長的露天崢嶸。
在《蝸牛書》里，我嘗試用“落后書寫”來標幟路翎創(chuàng)作。我的研究出發(fā)點，是全力為路翎創(chuàng)作辯護，這是《蝸牛書》的局限，或者說，不求持平也設限了我的論述視野，而這樣的“偏頗”也因為：相較于路翎一生的創(chuàng)作成果，他所受到的肯定評價太不相稱；相對于政治上的平反，路翎的文學尚未獲得完全的平反。我希望通過對作品的研讀，蠡測他和時代主潮的較量，嘗試靠近路翎復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觀，他的左翼世界觀和立場，探索路翎“落后書寫”的洞見和契機。那些干擾時代進步主調的雜音——或者借用日本政治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的詞語：“執(zhí)拗的低音”[20]——讓（左翼）文學的聲紋更為豐富。
“攀住歷史底車輪的葛藤”里面，“也有著歷史力量底本身”[21]。通過一則則“落伍的故事”，路翎叩問“進步性”的內涵，結構著革命另一面的真實。路翎不認為革命能一蹴而就，他一生艱難的文學溯洄，正說明了革命之路的道阻且躋。閱讀路翎及其作品的過程，糝入許多個人生活的時代感受，這是《蝸牛書》無可回避的時代刻痕。從40年代到90年代，承受長久磨難的路翎，通過創(chuàng)作實踐一再表述著“相信人民”，在這個諸神遠離不再有信、追求深思多疑的“個人時代”，如此的念想格外動人，這也是一種文學的力量吧。
之所以絮叨了這許多前世今生，也是想試著表達，“偶然”其實是研究和寫作的一部分，論述的生產過程，或多或少都唱著機遇之歌。更且多數(shù)時候，研究和寫作看似很“個人”，通常也歸功于個人，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獨力完成，恒常是“眾志成城”才可能有些許推進。誠摯希望大家一起來閱讀路翎的作品，也希望《蝸牛書》能充當路翎創(chuàng)作和讀者、研究者之間的橋梁。這樣一個終生努力創(chuàng)作、因創(chuàng)作獲罪的作家，為我們留下了許多不可取替的文學情感。路翎的創(chuàng)作或許總是不合時宜，但我相信他的作品，無論在怎樣的歷史時刻閱讀，都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啟發(fā)，這是路翎通過創(chuàng)作所給予我們的青春的祝福。
感謝諸多前輩師友的指點和協(xié)助，特別是路翎研究的前行者朱珩青老師和張業(yè)松老師。感謝呂正惠老師、陳光興老師、蘇敏逸老師和賀桂梅老師在關鍵時刻的批評和肯定，驅策我繼續(xù)前進。對于指導教授洪子誠老師和劉人鵬老師，以及施淑老師的感激，不在話下，是三位老師讓我明白了專心致志的道理，還有書齋知識分子的力量。研究期間有賴張婧、溫思晨、羅雅琳、許曉迪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何吉賢老師、北京師范大學的仝衛(wèi)敏老師幫忙搜集研究材料，陳冉涌和吳寶林協(xié)助核實多筆路翎著作初刊本和書目資料，謹致謝忱。
感謝黃子平老師惠賜書序，讓這本專著有個讓人期待的開始。《蝸牛書》能通過北大出版社與大陸讀者相遇，是極大的幸運，過程中黃維政老師細致的勘誤和編校工夫，黃敏劼老師的支持和建議，衷心感謝！也必須感謝個人目前任職的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以及臺灣陽明交通大學[22]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和臺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提供研究支持。陳筱茵在繁體版《蝸牛書》成形過程中的討論與鞭策，許霖協(xié)助簡體版書稿的文字修訂，誠摯感謝。本書部分章節(jié)內容曾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和《現(xiàn)代中文學刊》發(fā)表，亦在此一并致謝。當然，書中所有的疏失和闕漏，都是我自己的責任。
注釋：
[1]施淑，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文章原載1976年5月《抖擻》（香港）雜志。初收入施淑《理想主義者的剪影》（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0年），后收入施淑《歷史與現(xiàn)實：兩岸文學論集（二）》（臺北：人間出版社，2012年）以及施淑《兩岸：現(xiàn)當代文學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此處有原注40，謂引自布洛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反對藝術中的自然主義》，金詩伯、吳富恒譯，載《文學理論學習小譯叢》第一輯第6分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第2頁。原注文中并謂：“這是蘇聯(lián)文學評論批評西方現(xiàn)代文學，特別是形式主義的作品所加的卷標?！?/p>
[3]施淑：《歷史與現(xiàn)實——論路翎及其小說》，載《理想主義者的剪影》，第156頁。
[4]朱珩青編：《路翎》，香港：三聯(lián)書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
[5]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北島、李陀編：《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劉禾編：《持燈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5年。
[6]［德］卡爾·洛維特：《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區(qū)立遠譯，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
[7] 洪子誠：《我的閱讀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另有《閱讀經驗》（臺北：人間出版社，2015年）和《文學的閱讀》（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
[8]《洪子誠學術作品集》共8冊，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包括《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姿態(tài)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當代文學的概念》和《中國當代新詩史》。后來陸續(xù)也讀了洪老師的《文學與歷史敘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學習對詩說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以及《材料與注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和《讀作品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等。
[9]洪子誠老師曾三度至臺灣講學：2009年彰化師范大學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2013年臺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10]2013年2月至2015年9月，我在臺灣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工讀，參與《人間思想》（臺北：人間出版社）的編務。
[11]“《路翎全集》發(fā)布及現(xiàn)代文學文獻整理座談會”，2014年6月6日，當天與會參與“世界視野中的左翼文學”座談會，發(fā)言稿《小地方小政治的小閱讀》；“左翼文學詩學研究前沿工作坊”，2014年6月7—8日，發(fā)表會議論文《解放了的大地上的“爛渣渣”——路翎四十年代的小說》之外，參與6月8日最后一場的圓桌論壇“左翼文學的詩學研究：問題與可能”，發(fā)言稿《戴著鐐銬跳舞》。
[12]施淑：《理想主義者的剪影》后記，第269頁。寫于1990年4月。
[13]施淑：《歷史與現(xiàn)實——論路翎及其小說》，載《理想主義者的剪影》，第145頁。“作品”系指《財主底兒女們》。
[14]同上書，第152頁。
[15]同上書，第181頁。
[16]同上書，第151頁。
[17]同上書，第156頁。
[18]“文學論戰(zhàn)與記憶政治：亞際視野”研討會，2019年9月7—8日，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9]臺灣有俗諺：“吃好做輕苦。”“輕苦”大概接近“輕松”之意。
[20]詳參王汎森：《執(zhí)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該書簡體字版于2014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
[21]路翎：《〈求愛〉后記》，載張業(yè)松編《路翎批評文集》，第206頁。此后記寫于1946年7月20日南京。
[22]2021年，臺灣陽明大學與臺灣交通大學合并為臺灣陽明交通大學。
（本文選自《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宋玉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轉載自“文藝批評”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