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我喜歡意味深長的敘述
我不是一個有天賦的人，雖然我年輕時并不這樣認為，那時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為時不時冒出來的寫作沖動就是寫作才能。
不管怎樣，我自我鼓勵著一篇接一篇地往下寫，幸運的是，沒有什么激烈事件橫空出世，中斷我的自我鼓勵，我的極簡生活一直放任我不緊不慢地寫作到今天?，F(xiàn)在想一想，如果當年的我聰明一點，機靈一點，是很有可能離開寫作的，寫作雖然要有一顆堅韌的心，但寫作本身其實很脆弱，一不小心，就被匆忙的生活和不寧的內心給淹沒了。
我很少回頭分析、梳理自己的作品，一是沒有機會，二是羞于談及自己的作品，我只想埋頭往前走，以為走得越遠，以前令我羞愧的作品就離我越遠。我經常會有一種想要跟從前的羞愧之作撇清關系的沖動，大概是潛意識里一直有一顆追求進步的心吧。
但是，該面對的終究還是要面對，《長江文藝》通知讓我整理一個創(chuàng)作年表，這個任務比我想象的難多了，整理的過程也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從年表可以看出，自1996年到現(xiàn)在，我總共發(fā)表了60個中篇，29個短篇，11 部長篇，2部兒童文學。我無法衡量這個數字是偏大還是偏小，總之，我有點被自己感動到了。要知道，我是一個很笨拙的人，一篇小說，無論長篇中篇還是短篇，從拿出初稿到最后定稿，至少需要修改三遍才敢送出去……我知道不能談論意義，一切都沒有意義，一切又都意義非凡。有段時間，我相當看重書籍，每搬一次家，書籍都是重點關照對象，后來，因為搬家太頻繁，過程太痛苦，不得不做個取舍，扔掉了那些慕名買來、讀過之后覺得不過如此的書，下一次又扔掉了一部分雖然還不錯但已反復讀過的書，再下一次，我發(fā)了個狠，全部扔掉，只保存幾本重要的貼身書籍，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很輕松，也很惶恐，就像一個離家出走的孩子，因為事發(fā)倉促，根本沒有做好準備，只能烏青著臉站在街頭發(fā)抖。為了克服這種惶恐，我又開始買書，甚至重新迎回了之前扔掉的書。
對書的感覺，與我對寫作的感覺是一致的，最狂熱的時候，感覺自己什么都能寫，沒有禁區(qū)，無所畏懼，但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了自己最擅長的區(qū)域，我總是更喜歡將觀察點放在家庭，或者說，將機位架在家庭生活的某個角落，對我來說是一件得心應手的事。家是一個人的安頓之所，也是社會的注腳，世事變遷，觀念演進，最終都會在家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家是一個相對較小的視野，卻有著包羅萬象的巨大胸襟。家其實是一個小社會，它是外面那個社會的極度濃縮。
家還是一個大漏斗，當你從外面回來，很自然地往家里帶回你所遇到的一切，以及你對這一切的反應，即使出于善意而不得不有所隱瞞，它們最終還是會像沙子一樣，緩慢而執(zhí)著地從你身上流泄出來，無可挽回地影響到每一個家人。
這種緩慢而持久的影響，往往正是悲劇誕生的地方，也是我為之著迷的地方，每剖析一個家庭，都是一次充滿痛苦和疑慮的探索，因為必須順著人物的常識和邏輯去經歷他們的遭遇，去模擬他們的體驗，將虛擬的人物落實到極具現(xiàn)實意義的情節(jié)中去，唯有如此，才能從容不迫地輸出他們的故事，這個過程有點像要先整熟土壤，然后才能播撒種子長出莊稼，有點機械，有點漫長，但非如此不可，否則我會心虛，覺得是對他們的冒犯。是的，雖然我的人物沒有完整的原型，但我仍然會覺得潦草地對待一種生活，是對某一類人無法原諒的冒犯——如果我沒有準確地表達出他們的痛苦的話。為了減少這種冒犯，我必須更加認真地投入生活，跟寫作一樣認真。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在我寫下短篇小說《狡猾的父親》一年以后，父親因病去世，我為此深感內疚，雖然小說里的“父親”與我的父親相去甚遠，他的故事之曲折、經歷之復雜，遠遠超出我的父親，但我自己清楚，這個“父親”的某些皮毛、某些無關緊要的小細節(jié)，肯定與我的父親有關，這是沒辦法的事，無論何時何地，父親永遠是孩子內心的影子，就算你刻意不去想他，他也會對你施加某種看不見的影響。所以，當父親去世的噩耗傳來，我的震驚大過悲痛，因為，那個“父親”也在《狡猾的父親》結尾部分因病去世。很長一段時間里，無法消除的愧疚折磨著我，我甚至想，如果我不寫這篇小說，我的父親是否就不會生病、不會死？那一天是否會延遲到來？從那以后，我暗暗告誡自己，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要讓我小說中的人物死去，寧可讓他們艱難地活著，恥辱地活著，也不要輕言死去。
慢慢地，我有了自己的禁區(qū)，我意識到，縱是百無一用、無足輕重的文字，也有它的不可承受之輕。我開始給自己樹立界石。
社會新聞不會成為我的素材。我只寫自己能感受到的人和事，只寫自己能夠理解的人和事，只寫能夠引起我的震撼和思索的人和事，否則，我擔心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褻瀆了別人的人生。我不擔心自己所能書寫的范圍會越來越小，只在乎我注目的地方是否真的擊中了我，是否帶給我痛感，是否不寫不足以擺脫這種痛感。我所要敘述的人和事，是否真的被忽略，是否真的為人所不屑，是否真的需要有人來掀起他們頭上的遮蓋物。
我不虛構不熟悉的生活，也不在熟悉的生活里鋪天蓋地事無巨細地敘述。我喜歡尋找熟悉里的陌生，陌生里的似曾相識。站在門里看到的，和站在門外透過門縫往里窺視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從不認為所謂素材可以直接搬上稿子，就算它們自帶完整結構，看似渾然天成，我也不會有太多興趣，它們頂多只是針織品上可以拆下來的幾縷絲線，放進我的收納柜里，聊作備用。
故事越完整，小說越無趣。以買鞋為例，在36碼和37碼之間，存在一個微小差異的半碼，一定有人覺得這個半碼更加舒適，也一定有人總是找不到這個半碼，只好把自己往偏大、偏小的標準尺碼上靠，久而久之，一些腳變形了。我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找到這個半碼。比如我的中篇小說《游刃有余》，是一個因為家人患病而一夜返貧，男主人公出招挽救瀕危家庭卻陷入深淵的故事。它有一個聽來的原型，講的是一對生活優(yōu)越的夫婦，把自己的兩處房子租出去，長期住在五星級賓館里，享受各種免費VIP服務。這種生活方式乍一聽讓人羨慕，細想想也令人生厭，但是，當我把它改頭換面到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頭上時，一切都不同了，他們在薄薄的體面下掙扎，很快就全盤崩潰。
我不為寫小說而去進行所謂的采訪，也不相信一個人的口頭表達一定會忠實于他的內心，更不相信一個人真的有著準確表達內心的能力，至于經過采訪者和被采訪者雙重誤讀的故事，我高度懷疑它是否還具備文學上的張力。我寧可當一個無意中的聆聽者，一個扎根生活的參與者，時刻啟動自己的感知，思考我的觀察，表達我的感悟。我寧可拆解一個無意中得來的好故事，把它們裝進文學這只陶罐，讓它盡情發(fā)酵，直至釀出一個全新的故事，一部從未有人寫過的好小說。中篇小說《基因的秘密》就是這么來的，它的源頭之一是一次平平淡淡的聊天，其中的幾句話像幾?；鹦牵湓谝粡埣埳?，很快就燙出了幾個洞?！痘虻拿孛堋肪褪峭ㄟ^那幾個洞推演出來的。
我也不會為了寫作去四下里尋覓。我會等待一個念頭來擊中我，然后圍繞它去組織一支隊伍，如果等待無果，我就去看書，努力生活，假裝忘了寫作這回事。
我不寫被審判過的人。他們已經被法律審判過了，被道德審判過了，他們已經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我無權再將他們拖到筆下，進行新一輪鞭笞。我更不會去采訪他們，首先，他們不一定想對陌生人重述他們不堪回首的遭遇，其次，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處于弱勢的人毫無保留地打開心扉。
我不寫真正絕望的人。如果我從外面回來，從絕望者那里歸來，迫不及待地坐在桌前描寫一個絕望的人，而不是對絕望者施以力所能及的援手，我怕我會在半夜里驚醒過來。
我不寫淺薄自大的人。哪怕只是順著他的生活邏輯去構思一遍，就已經對我自己造成了傷害。
我不寫暴力和色情，因為我對此缺乏想象的基礎。
我信奉文學來自于生活，來自于廣袤無邊的人群，至于那粒啟動寫作的種子，全靠努力和幸運從生活中覓得。為了種好它們，必須去研究陽光、水和風，研究肥料和工具，而不是去討論它們的價值、美感和可能的市場。由于寫作是個極其耗時的工作，有時在桌前枯坐一天，真正有效的寫作時間卻只有兩三個小時，這種狀態(tài)讓我珍視每一次外出。在屏幕聊天盛行的年代，與真人聊天多么珍貴，我喜歡聽到真人的笑聲，看到真人的表情，屏幕上的聊天，總讓人有種二手生活的感覺，我甚至常常誤讀微信對話，因為我對真人對話中的語音邏輯更為敏感。
我喜歡在小說里表達理想和詩意，比如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不管我以后還要寫多少，寫得怎么樣，《像天一樣高》對我來說，都是一部重要的小說。
我喜歡修改，喜歡反復錘煉第一章的句子，因為我需要它們?yōu)槲叶ㄏ氯恼Z感和基調，需要它們給我打氣，鼓勵我繼續(xù)寫下去。
我相信勤奮是靈感的沃土，相信熱愛，如果不是愛入骨髓，我不可能孤注一擲地寫作這么久，今后還會一直寫下去。寫作讓我感到，我的每一天都沒有虛度，因為就算有虛度，也可狡猾地將之視為積累與調整。
我相信寫作會使人不斷地完善自身，因為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徹底的自我洗滌，直到最后，把自己洗得深刻如智者，天真如小孩。
我喜歡在寫作中追蹤一束光：理想之光，真相之光，深情之光……種種現(xiàn)實生活中無法企及的光，我都會以寫作之名，將它們賦予到我打量過的生活中去。我喜歡真摯而誠懇的文字，喜歡用這樣的文字完成一篇意味深長的敘述，我希望我的敘述能打動我自己，打動別人，然后抵達這樣一種光束。
我確信，每個故事都能產生獨屬于自己的光束，哪怕是一塊頑石，只要選中一個合適的角度，加上特別的雕琢，一樣能發(fā)出喑啞的光彩。寫出有光的故事，才叫小說，否則就只是一個故事，沒有個性、沒有靈魂、沒有生命力的故事。寫出有光的故事，是我的小小抱負，也是我的責任。
